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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胡汉饮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终至推出隆盛生辉、绚丽多彩的唐代宫廷饮食。特别是唐代宫廷中的饮食文化，由于它的高度发展，迄今仍在世界各国享有崇高的声誉。在国外唐人街中的饮食店中，以唐名菜，以唐名果（点心），乃至名目繁多的仿唐菜点，比比皆是，唐代皇室宫廷中的饮食文化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享用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
1.饮食行业的兴旺发达
唐代皇室宫廷饮食文化的卓越成就，是与唐代饮食行业兴旺发达的局面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发展，在唐代达到了一个鼎盛阶段。由于唐前期社会安定，四邻友好，农业、手工业和商亚都达到了超越前代的水平，这为饮食行业的兴旺发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决定饮食行业兴旺发达的诸种因素中，农业是最基本的因素。唐初，摆在唐王朝面前的是“人饥相食，邑落为墟”的破败局面（《隋书·场帝纪》）。因此，唐前期的统治者都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饮食是关系到政权稳定的根本。武德六年（623年），唐高祖李渊就颁布了《劝农诏》。唐太宗李世民更强调重视农业，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就派温彦博、魏征等大臣前往各州视察农业生产，并提出：“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论务农》）。以后，武则天和唐玄宗都相当重视农业，认为“有国者必以人为本，固本必以食为天”（《唐大诏令集》）。
由于唐统治者采取了积极措施，农业生产逐年上升，到天宝年间已是府库充盈，天宝八年（749年）的库存量达九干六百余万石（《通典·食货典》）。按开元年间的人口五千多万计算，年平均每人所占有的粮食数量大约是九百四十九市斤。这个粮食占有标准无疑是比较高的。所以，唐人郑棨在《开元传信记》中说：开元、天宝年间“河清海晏，物殷俗丰”，“左右库藏，财物山积，不可胜数。”《新唐书·食货志》也称：玄宗时“海内富实，斗米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杜甫《忆昔》诗亦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这些赞词虽难免有夸大溢美之处，但从史料可以看出，经过一百多年和平发展的盛唐，其农业发展确已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农业的进步，对于整个社会的兴衰，文化的发展，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唐代文化繁荣的地区，都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因为只有农业获得了发展，才可以使更多的人去从事非农业的文化创造。《新唐书·吐蕃传》引杜佑的话说：“今大率百人才十人为农，余皆习它技。”据此推测，唐代一个农业劳动力所生产的粮食大致可养活七至八人，这就为一部分劳力转入饮食文化的创造奠定了物质基础。可见，农业不仅为唐人提供了生存的食物，而且也是唐代宫廷饮食文化发展的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代宫廷饮食文化的大厦，就是在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基础上建筑起来的。没有农业作为经济基础，就没有光辉灿烂的唐代宫廷饮食文化。
伴随着农业的高度臻进，唐代的商业和交通也有了突出的发展，这也是唐代饮食行业兴旺发达至关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中唐以后，一大批新兴商业城市不断涌现于南方地区，城市人口激增，如扬州、杭州、荆州、益州、汴州和苏州等，都是拥有数十万、近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了，呈现出一片繁阜景象。城市人口消费量的增加，促进了饮食业的兴旺，星罗棋布的酒楼、餐馆、茶肆，乃至沿街兜售小吃的摊贩，已成为都市繁荣的主要特征。当时京城长安著名的饮食店有：永昌坊的茶肆，辅兴坊和升平坊的胡麻饼店、平康坊的羌果摊、长兴坊的饆{（左）饣（右）罗}店等。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唐代京城著名的食品还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瀹茗。廋家粽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饆{（左）饣（右）罗}，其色不变。”京城中许多饮食店都是以富有特色的美味佳肴来显示本店的特点，以招徕达官贵人来享受。
中唐以后，很多繁华的商业城市及农村集市上，夜间饮食业广泛出现。如《全唐诗》卷六五五描述汴州夜市是：“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
南方的夜市更为突出，如扬州饮食业昼夜不绝的盛况，频见于文人笔下，极大地刺激了淮扬风味菜肴的提高和发展。金陵夜市也十分热闹，夫子庙地区、秦淮河畔酒馆林立，使金陵菜肴逐渐崛起。最别具风情的要数苏州的夜市船宴，苏州人早有载酒泛舟之风，自白居易任苏州刺史，凿通山塘河，从此乘船宴游虎丘的风俗就更加普及，苏州船菜、船点就由此发展起来。清人顾禄《桐桥倚掉录》曰：“宴游之风开创于吴，至唐兴盛。游船多停泊于虎丘野芳浜及普济桥上下岸。郡人宴会与请客之在吴贸易者，辄凭沙飞船会饮于是。船制甚宽，艄舱有灶，酒茗肴馔，任客所指……船之大者，可容三席，小者亦可容二席。”
船宴从早到晚都待客，但特别重视晚筵，一般是晚上六点左右开筵，一直吃到夜半下船。入夜，大小画舫，穿梭往来于河道上，船头灯笼高挂，舱内凫壶劝客，行令猜拳，热闹非凡。据史载，历代帝王举行的船宴也很多，隋炀帝驾幸江都时，在船上举行了极度奢侈的筵席。唐代曲江宴会，皇帝特许宰相三公在彩舟中饮宴。南明小朝廷的皇室成员们也曾夜间泛舟秦淮河，船上悬挂千姿百态的彩灯，纵酒作乐。
唐代交通十分发达，方便了各地饮食文化的交流，杜佑《通典·食货典》记载当时以长安为中心，设置驿路，贯通全国各地，“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州、凉府……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以供商旅。”唐代各主要河流都可以通航，所以在长安的南食店中可以吃到岭南菜和淮扬菜，而在扬州也有北食店、川食店和鲁食店等，后来淮扬菜的风味，就融有南北风味。
当时国际通商路线也十分畅达，从长安经“丝绸之路”可达中亚、西亚和欧洲，这些地区的饮食品种也大量传入，使京城长安盛行胡食。海路方面都由广州出发，可达南洋、非洲，当时在广州居住的有大食、波斯、天竺、师子国、真腊、诃陵等国商人约十余万。大批商人云集广州，一方面刺激了粤菜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也给粤菜的发展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粤菜的烹饪技艺正是集南北、中外于一炉，才在各大菜系中脱颖而出。
唐代饮食业的崭新局面，还表现于一些小城市也充分利用交通路口这一有利条件去发展饮食业，如鄂州对岸的沔州汉阳县，《全唐诗》卷六五五中唐人罗隐有诗称：
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
《全唐诗外编》补遗卷九中张佑诗称洪州：
城街西面骚堤连，十里长江夜看肛。
渔市日中人静过，酒家灯下犬长眠。
就连乡村道旁也设有酒店，杜牧《清明》诗中曰：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唐代饮食行业繁荣兴旺，宫廷饮食绚丽生辉，这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诸因素汇集而成的历史现象。但就唐代具体的环境而言，则主要是由唐代农业、商业、交通等方面取得的远超前代成就所致的。
在唐代这样一个物质财富十分雄厚的社会里，唐宫廷的饮食也势必会不断创新，呈现出一派丰富多彩的局面。
唐代皇室成员的主粮虽仍以麦、稻为主，间以各种杂粮，但由于南方稻作生产的长足进步，大量稻米运往北方，稻米在唐代宫廷饮食生活中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特别是在中唐以后，稻米已成为皇室成员的常食之物。主食的做法也逐渐由单一饭粥向多种食物原料相互搭配方面发展，这些配料颇为奇巧，因而制作也愈加精美。
隋唐时期，皇室宫廷中比较著名的饭食有：
越国公碎金饭 谢讽《食经》载，隋越国王杨素爱食此饭，推至宫廷。据传在隋炀帝巡幸江都时，传到扬州。扬州故老云：今闻名海内外的扬州蛋炒饭之法，是隋炀帝时传下来的“碎金饭”，又名“金裹银”。此饭之妙在一个“裹”字，炒成后，米饭颗粒分明，每粒外面都裹上金黄油亮的蛋黄，盛在碗里，如碎金闪烁。另据《大业拾遗记》中说，谢讽曾任隋扬帝的尚食直长，著有《淮南王食经》，但此书已亡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