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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年的确是把手头的一些落后技术卖给了外国公司。”
在装备公司的办公室里，刚从京郊开会回来的冯啸辰，接受了赵健和王丰硕的问话。针对对方提出的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出了真相。
赵健和王丰硕此次找冯啸辰谈话，基本上就是一个程序性的操作了。胥文良拿出来的证据，直接解决了关于冯啸辰所出售图纸的技术来源问题。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能够指点胥文良、崔永峰写出经典论文的年轻人，发明一套弯辊串联装置是不在话下的，他或许在经验上还有欠缺，但构思有了，加上王伟龙的协助，完成设计并不困难。
所谓觉悟不够的指责，也是不成立的。他把小发明卖给外国人，把大发明无偿献给国家，这样的觉悟还不够高吗？这些发明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卖给谁，国家根本无权干预。
至于说作为国家干部，偷偷地把自己发明的技术卖给外国人，是否违反规定，在当年或许是有问题的，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无所谓了，甚至可以说是敢于突破旧的传统观念束缚，算是改革先驱的那一类，是可以拿到报纸上去公开宣传的。
经过此前的调查，赵健和王丰硕对冯啸辰的崇拜已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虽然作为纪律部门的官员，是不应当对自己的调查对象产生这种感觉的。
冯啸辰在京郊开完会，收回自己的手机，一开机就收到了一大堆短信，全都是“通讯小秘书”的留言，说某某号码某日某时给他打了电话云云，认真一看，有些电话可谓是锲而不舍，前后给他打了数十遍之多。
王伟龙这些人不敢直接给冯啸辰发短信，因为担心万一冯啸辰真的出了事，纪律部门会通过这些短信追究他们的泄密责任。不能发短信，打个电话直接说总是可以的，但电话打过来，就转到秘书台去了，所以冯啸辰会收到一大堆未接来电的通知。
冯啸辰不明就里，挑其中的几个电话回过去，一打听，才知道是当年的事情被人揭出来了，纪律部门正在对他进行调查。结合这几天发改委让他参加封闭会议的事情，冯啸辰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虽然知道这些，但他心里没鬼，自然也不用怕。此外，纪律部门的人没有收缴他的手机，而且放任他在结束封闭之后自由地与朋友联系，这就说明这件事情并不严重。
果然，在他回到办公室之后，赵健和王丰硕就来了，一见面就开诚布公地说了举报信和对他进行调查的事情，最后的问题就是请冯啸辰确认当年的事情是怎么回事。作为当事人，他的陈述也是非常重要的。
冯啸辰的回答，与胥文良的猜测如出一辙。他声称当时国家鼓励搞多种所有制，所以他想让父亲和弟弟办个企业，却缺乏足够的资金。无奈之下，他便挑了几项自己早年的发明，都是一些濒临淘汰的旧技术，通过在德国的婶子卖给了外国企业。嗯嗯，这件事没有向国家报备，似乎还涉嫌逃税，自己会让辰宇公司的法务去税务局走一趟，把什么税金、滞纳金之类的都交上。
至于说自己为什么能够发明出这么多技术，当然是因为自己有一个很牛的爷爷啦。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爷爷学技术，经常和爷爷一起推敲技术思路，所以形成了无数的奇思妙想。当然，自己的经验不足，能够贡献出来的也只是一些想法罢了，就像胥文良他们那篇文章，自己的贡献真的只有一点点，一点点点，一点点点点……，主要的技术成果都是胥老和崔总工他们做出来的。
这番话，让赵健他们又感慨了一回。冯啸辰说到的什么逃税的事情，对于纪律部门来说，根本就不关心。当年的税法好像也没那么严格吧，这种事情，不过是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小瑕疵罢了。
整条证据链到此彻底完成了。果如纪律部门经常说的那样，调查不仅仅是为了发现错误，有时候也是为了发现成绩。经过这次检查，纪律部门发现了一名当代干部的楷模，值得披红挂彩予以表彰。
因为涉及到一名局级干部，而且举报的事项也非常严重，这次的调查报告，直接送到了最高层。与此同时，孟凡泽、罗翔飞也以离休老干部的身份，向高层反应了有关情况。这样一来，关于霍源地铁工程设备招标以及后来国外媒体炒作、国内某专家发表不负责任言论的事情，也进入了最高层领导的视野。
“有些基层领导干部和一些学者，非但丧失了最起码的党性，连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起码觉悟都丧失殆尽了！这样的干部，以及这样的学者，留在我们的体制内，到底是在为体制服务，还是在与国外势力里应外合，拆国家的墙角，阻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