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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林主任忧心忡忡。
通常情况下，一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调整后，就会把办公室主任换掉，因为当领导的大多不愿意使用前任的心腹。
王加林对此却没有丝毫的担心。一来他与赵国栋走得并不是很近，甚至闹别扭的时候居多；二来他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和知识水平比较自信——在孝北县支行还找不出比他更适合当办公室主任的人。
果不其然。严锋清走马上任之后，不仅没有调整王加林的工作岗位，反而把他从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提拔为主任。拿掉了副主任后面的括号，扶正了。
在任前谈话时，严锋清还透露，提拔王加林是支行党支部会议上唯一获得全票通过的议案。行领导们意见高度一致，都认为王加林应该升职。这也是对加林主任工作成绩和工作能力的充分肯定。
其他中层干部总体保持稳定，调整的不多。只要动了的，一般都是提拔。——怀柔政策倾向比较明显。
变化比较大的，是把储蓄股改成了存款股。存款股既负责储蓄存款，也负责对公存款，两项存款一起抓。信贷股专门负责资产业务，简单地讲，就是贷款的发放和回收，以及贷款利息的收取工作。存款股长张文东，副股长钟秀娟；信贷股长罗新初，副股长田桂平。
会计股长还是刘艺珍。出纳股长由钱仲元的老婆宁文莉担任，她以前负责的中心储蓄所则交给了罗新初的老婆邱凤霞。
办公室副主任余丰新没有变，另外增加了一名副主任黄强。黄强实际上是科技人员，主要负责全行的计算机推广应用工作，比方，把前台业务由手工操作改为电脑终端操作，实现微机联网等。由于市分行不同意支行设立科技股，只有给他安排一个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
人事股长陈清平兼任监察室主任，吴涛被提拔为人事股副股长。夏雨也得到了提拔，而且身兼两职：银行卡业务部经理和房地产信贷部经理。保卫股长还是叶卫国。
支行虽说有十一个营业网点，但多数都是储蓄所，只能办理个人储蓄业务。能够同时办理对公业务和对私业务的，只有支行营业室和城东分理处。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也属中层干部，分别是支行营业室主任汪刚毅和城东分理处主任姚丽琴。
我们在这里让A银行孝北县支行中层干部悉数登场，全当是支行新的领导班子成立后的沙场大点兵吧！
对行领导分工也进行了调整：代理行长严锋清主持全面工作，分管信贷股、银行卡和房地产；党支部书记赵国栋主持党建工作，分管监察室；副行长孙建伟分管会计股和出纳股；副行长李金林分管办公室和保卫股；副行长林辉分管存款股和人事股。
干部调整到位，领导分工完毕，严锋清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四处“拜码头”。首先是到中共孝北县委、县政府、县人行“报到”，然后开始拜访县直各部门和重点企事业单位，接下来还走访了B银行、C银行、D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保险公司等金融同业。
每次出行，严锋清都会让相关股室的负责人陪同。办公室主任王加林则全程参与。
第一次去县委、县政府大院拜访的路上，严锋清向王加林索要他家里的电话号码。
王加林红着脸回答，家里还没有装电话。
严锋清听后非常吃惊。支行办公室主任家里竟然没有电话！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有些疑惑地问：“平时行领导找你，怎么联系呢？”
王加林马上回答：“我有BP机，您有事可以Call我。”
“Call你？你还是得找地方回电话呀。多麻烦啊，还耽误时间。”严锋清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就用不容争辩的口气吩咐道，“赶紧把家里的电话装了！现在装一部电话也不是很贵，初装费也就两千块钱。找熟人还可以便宜一点儿。我北京的大姨子家里装电话，初装费就花了五千块钱呢。”
王加林唯唯诺诺。
其实他早就想在家里装电话了，因为老婆方红梅阻拦，一直没有装成。现在既然严行长发了指示，他就可以借此东风，以此为理由，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没出一个星期，这事就搞定了。电话装好那天，一家人兴奋得什么似的。加林试拨了叶卫国家里，红梅试拨了她弟方敬文家里，王彤也试拨了她一个同学家里。结果，三个人的电话都接通了。他们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告诉对方，自己家里装电话了，电话号码是多少，画蛇添足地提醒别人，以后有事情打电话联系……
不过，最初几天往他们家里打电话比较多的，还是支行行长严锋清。他特别喜欢通过电话布置工作，而且经常在晚上安排第二天的一些事情。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也时不时打电话来，拉上王加林一起外出。
这样的工作方式和办事风格，与前任行长赵国栋大相径庭。
赵国栋喜静不喜动。不是县委、县政府、县人行通知开会，或者必须去市分行办什么事情，或者关系特别铁的朋友盛情邀请，他总是从早到晚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非万不得已，他不会主动去找任何人。
严锋清却是个陀螺屁股，在行长室的真皮沙发座椅上坐不住，老是想着往外面跑，去其他单位转一转，找老朋友聚一聚。
新班子新气象，新领导新搞法。加林主任只能努力去适应。
陪有头有面的支行行长东奔西走，自然少不了应酬。有时是他们做东，有时是别人请他们，但酒是非喝不可的，而且喝起来就没有节制。
王加林酒量还可以。通常情况下，喝半斤白酒没多大问题，拼起来了，也挑战过一瓶。他并不排斥喝酒，相反，对这杯中之物还情有独钟。每天中午饭和晚饭时，都有喝两杯的习惯。即使是在孝天城过单身生活时，晚上他也要自己动手做菜，喝点儿白酒。
与别人谈起自己的这一嗜好时，有的人难以理解：一个人喝什么酒？有毛病啊！而王加林却感觉喝酒其乐无穷，正如抽烟的人一样，他已经上瘾了，餐桌上没有酒，就觉得差点儿什么。
这一习惯和嗜好的养成，还要归功于牌坊中学。
王加林到牌坊中学工作那年十八岁。报到那天，他和老师们一起到学校食堂吃午饭。教导主任宁均富不知从哪儿搞来两瓶“小黄鹤楼”，说是要为加林老师接风洗尘。
于是，大家把各自打的菜都聚到了一起。放下饭碗，端起关聋子送来的几个玻璃杯，围在水泥乒乓球台子周围，或站或坐，你一杯我一杯地喝起来了。
矛头自然都是指向新人王加林的。老师们一个接一个地给加林老师敬酒。
初来乍到，出于礼节，王加林也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盛情。谁把杯子伸过来，他就端起杯子和谁碰，来者不拒。
没一会儿，一个酒瓶就见了底儿。
体育老师程彩清见王加林没什么反应，从食堂里拿来两个花瓷碗，将第二瓶酒平均分配，说是要与王加林“二一添作五”。
这可真把王加林给难住了。他估计自己喝下这半斤酒，必醉无疑，便执意推辞。
程彩清不依不饶，说加林老师不够意思，不给他面子。
在场的其他老师也跟着起哄，不肯放过王加林。学校会计邹贵州说“宁可醉人，不能却情”，如果哪个不喝，就从乒乓球台子底下爬过去。
万般无奈，王加林只有舍命陪君子。豁出去了！他赴汤蹈火般地端起花瓷碗，一饮而尽。
大伙连声叫好，有的鼓掌，有的翘起大拇指，说加林老师海量。
程彩清老师蔫了——他原指望自己的气势能够镇住王加林，或者认为王加林喝完就会醉倒的，没想到王加林“干碗”后，安然无恙。他于是向加林老师道歉，说自己确实没有能力喝下另一个碗里的酒。他掏出香烟，散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并甘愿受罚。最后，他真的趴下身子，如猪狗一般，从乒乓球台子的这一边钻到了那一边……
消息不胫而走。
王加林如凯旋的英雄一般受到大家的尊重。酒，拉近了他与新同事之间的距离，并使他很快融入了这所陌生的农村中学。
很快，他就发现牌坊中学与酒有着不解之缘。几乎每一个教师都喜欢喝酒，对酒有着特殊的嗜好。徜徉于校园里面，天天都可以闻到诱人的酒香。大家自己掏钱，轮流做东，互相请客。为的就是喝酒时的热闹气氛，寻求一个交流感情的机会。老师们用酒来驱赶寂寞，排遣烦忧；用酒来庆祝成功，分享快乐……
酒，是劣质酒；菜，是家常菜。而且，大家多半是围在水泥乒乓球台子周围，或者蹲在地上聚餐，与当时盛行的公款吃喝相比，的确显得有些寒碜，可大家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喝得痛快淋漓。
王加林与方红梅结婚之后，成了校园里唯一的住户。由于他们夫妻比较好客，家里又有桌子有凳子，酒友们便视他们家为“校园酒家”，三天两头提着酒瓶子往他们家里凑。
每逢这样的日子，方红梅总是另外加几个菜，比方油炸花生米、兰花豆、咸鸭蛋、臭豆腐、泡菜、榨菜等。虽无鸡鸭鱼肉，红梅老师还是尽心尽力了。同事们也领她的情，酒喝到兴头上，还喊她来碰两盅。
日久天长，方红梅也受到了这杯中之物的熏陶，不再沾酒就伸舌头叫辣了。
酒醉心明，酒后吐真言。酒喝得将醉未醉的时候，脑子最清醒，胆子也最大。平日不敢说的话，这时敢说；平日不敢做的事，这时敢做。隐藏在内心的秘密，埋藏于心底的苦闷，此时能够一古脑儿地倾诉出来。不再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说话不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有意见就提，不必害怕别人打击报复，给小鞋你穿；有困难就说，用不着担心丢面子、掉底子。大家把有矛盾的老师请到一起，几杯酒水下肚，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一说，便化干戈为玉帛，了结了多年的积怨。大家在酒席上为家里发生天灾人祸的教师募捐凑份子，为没有谈恋爱的教师牵线搭桥找对象，为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教师拿主意，为走途无路、寻死觅活的教师出谋划策想办法……
俗话说“酒席上无大小”。只要端起了酒杯，就没有年龄长幼之分，没有职务高低之别。在喝酒的问题上，任何人都不得搞特殊化。只要坐到一起，年过半百、满头银发也好，不足弱冠、乳臭未干也罢，校长主任也好，普通教师门卫炊事员也罢，酒瓶子面前一律平等！有酒量，就潇洒地喝，尽情地闹；喝不得，就投降告饶，接受惩罚，退出席位。这样的环境和氛围，该是多么自由、多么公平、多么快活啊！王加林那狭窄的“校园酒家”，因为经常有人喝醉，被老师们戏称为“半斤莫进屋”。意思是说，没有半斤以上的酒量，就别进去了。否则，就有可能“站着进去，躺着出来”。不过，大家还是隔三差五地去他们家，潇洒走一回，来个一醉方休。
搬家到花园镇之后，特别是住上银行分配的单元房之后，加林和红梅过上了平静如水、按部就班、忙忙碌碌的市民生活，但他们总忘不了牌坊中学的“校园酒家”，忘不了那些热情豪爽、忠厚本分、坦诚直率、义肝狭胆、助人为乐的老师们，忘不了那些劣质酒和家常菜，并且延续了饭前喝两杯的习惯。
不过，在家里小酌与在场面上应酬又有着本质区别。在自己家里，你想喝就喝，不想喝就可以不喝，喝多喝少，完全可以自己掌握。场面上应酬，则没有这种自由。想喝时，也许不能喝；不想喝时，又不得不喝；已经喝得差不多了，还非得往死里喝不可。
身为办公室主任，一旦坐上酒席，除了自己在前面冲锋陷阵以外，还得充当领导的保镖，为领导挡驾，帮领导代酒。所以，尽管王加林酒量不赖，还是经常喝得酩酊大醉，走路东倒西歪，说话伸不直舌头。回到家里，往往是既不洗澡，也不脱衣服，倒在床上就睡得如同死猪一般。
这天晚上，方红梅带着女儿彤彤从外面散完步回来，进门就闻到满屋子弥漫着刺鼻的酒气，估计“醉鬼”已经回家。走到卧房门口一看，果然见王加林躺在床上，衣服鞋子都没脱，鼾声如雷，听上去还极有节奏。
她的眉间很快就拧起了一个疙瘩。这些日子，几乎天天都是这样。
狗日的王加林完全把自己的家当成了旅店。每天一大早出去，晚上睡觉才回来，偶尔中午回家睡个午觉，家里的什么事情都不管。典型的外勤家懒！除了听严锋清的话，在家里装了一部电话以外，好多该做的事情都拖着没办。
元旦前从武汉面授回来，加林谈起住宾馆时的感受时，认为睡席梦思还是比硬板床舒服，说有空调与没空调完全是两个世界。激动得什么似的表示，马上要买席梦思，马上要装空调，让自己家里也变得冬暖夏凉。现在三个月过去了，他“马上”要办的事情，一件也没有落实。洗衣机“罢工”快两个月了，他一直不找人来修理，说想换个全自动的，至今连影儿都没有。王彤已经是小学六年级的最后一学期了，还有几个月就要参加初中招生考试，他对孩子的学习完全不闻不问，更别说辅导检查作业。还有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就是王彤的十岁生日庆典。只剩十几天时间了，可以餐馆还没有订，请帖也没有送，甚至连请哪些人都没有确定下来。
一天到黑只知道在外面冲，如同严锋清养的一条狗！以前周末休息时，还抽空去银行办公室里学五笔字型打字，或者写篇把文章，现在周六周日除了吃饭就是睡觉。上午睡，下午睡，晚上还是睡，不晓得哪儿来的那么多瞌睡！春节期间输那么多钱，看不出有丝毫的内疚和懊悔，就像没事人一样，居然能够睡得那么踏实。还有，狗日的架子似乎也越来越大了，优越感越来越强了，味也越来越足了。在家里俨然一个太上皇，在外面与人打交道，也不如以往客气，开始颐指气使了，动不动就责备这个，训斥那个。好像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里，你王加林就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其实，你与罗新初、陈清平、张文东他们有什么区别？你是股长，别人还不是股长？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想起这些，红梅老师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她走到床边，抓起王加林的手臂，试图把他拉起来，强迫他去洗个澡。但无论她如何用力，“醉鬼”都没有任何反应。她于是扳着加林的肩膀让他坐起来，准备搀扶着他去卫生间。
坐起身的王加林仍然耷拉着脑袋，接连打了几个酒嗝，突然俯下身趴在床沿，似乎要呕吐的样子。
方红梅赶紧喊女儿拿垃圾篓过来。正在隔壁房间看书的王彤听到妈妈的喊声，扔下书就往客厅跑，拎起茶几旁边儿的垃圾篓，跑到她爸妈的房间。
已经晚了。
酒味、馊味和臭味混合在一起的污秽之物通过王加林的喉管，从他嘴里喷射而出，搞得地上、床上和方红梅的身上到处都是。
整个房间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熏得方红梅也开始作呕。她用手捂着鼻子和嘴巴，跑过去把房间的窗户打开，接着又穿过客厅，到餐厅里把朝北的窗户全部打开。然后，面向窗外大口地喘气。
她满眼是泪。愤怒、委屈、失望和伤心混杂在一起，说不出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等王加林吐得差不多了，红梅老师叫女儿回到她自己的小房间，打开通往阳台的房门，同时关上与客厅相连的房门，嘱咐王彤不要出来，继续看书或者写作业。
接下来，就该方红梅收拾残局了。
先用扫把和灰撮把地面上的呕吐物搬运到卫生间，倒入蹲坑，用水冲走。再用拖把把地面简单地拖一遍。然后，打半塑料桶热水，扔两条毛巾在里面，提到房间，开始清理床上和王加林身上的污秽之物。
床单、被套、枕套、枕巾和加林身上的外衣都该换了，必须创造出一个晚上勉强能够睡觉的环境。至于这些脏衣物的清洗，只有等到第二天了。
方红梅对于这一整套流程都比较熟悉。近两三个月以来，她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打扫这样的战场、收拾类似的残局了。
太过分了！特别是每次帮助王加林剥衣服、脱鞋子、脱袜子，给他擦身子和洗脚的时候，方红梅总是一边干活一边流泪，伤心和委屈得要命。
银行办公室主任都是这么当的么？唉，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