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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家，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全美的工厂都开足马力进行战时物资生产，一艘艘航空母舰和驱逐舰，一架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一辆辆坦克和吉普车，还有大量的火炮枪械弹药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从西海岸和东海岸的码头装上自由轮，驶向英国、苏联、印度和每一个需要美援物资的地方。
中国的口岸已经全部沦于敌手，外援的最后陆上通道滇越铁路也中断了，只剩下空中渠道可以使用，美国物资先海运到印度，然后装上c47运输机，经过危险的喜马拉雅山驼峰航线运到昆明，再装车运到全国各战区。
每一桶汽油，每一箱子弹，都是历经千辛万苦送来，而且是以租借或者援助的名义，不需要中国政府化一分钱，而这些稀罕的物资，分配到中国官员手上，第二天就会出现在黑市，这些情况美国人是清楚的，只不过为了顾全大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钱德斯中校经历拘留营的折磨和敌后饥荒的见闻后，似乎得到了涅槃，他变得雷厉风行铁面无私，尤其是在援助物资的分配上，刚正不阿，深得顶头上司史迪威中将的信赖。
美援物资的分配，史迪威才是真正当家作主的人，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印度或者昆明，负责指挥军队，调配战斗机大队这种大事情，汽油粮秣等具体事务，还是要交给军需官来负责，所以钱德斯中校就成了有签字拍板权的人。
中校和汤恩伯有仇，但说一滴汽油一听罐头不给也不现实，毕竟这是美**事援助，而汤恩伯的部队在河南作战，正是第一线战场，河南失守，潼关不保，西北西南就都危险了，所以该给的还是得给，不过钱德斯要求每一桶汽油都要汤恩伯签字，并且跟踪使用，为此还派了几名尉官前往汤部监督，总之是想方设法的给汤恩伯找不痛快。
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爱将，专程派来诉苦，可蒋介石也没有办法，就算是他也没办法下令给钱德斯，而且委座本人也陷入极度的痛苦焦灼之中，因为那个可恶的美国参谋长史迪威，他一心想把中**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想把委员长架空，这是绝不能允许的事情。
在中国，兵权是最重要的，失去兵权，哪怕你威望再高也没用，黄埔校长出身的蒋介石深深明白这一点，当初如果不是他掌握黄埔学生军，拿什么去和胡汉民、汪精卫这样的元老去争夺。
头可断血可流，军权绝不能放，尤其不能放给一个美国人。
中国需要美国的物资援助，美国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日军兵力，双方有着共同的目标，但却一直磕磕碰碰谈不拢，美国本来承诺保持在华空军五百架战机，每月五千吨物资，但空军没到位，物资也不足，分配方案完全由美方来定，中国人无权参与物资分配，这些都让委座很头疼。
史迪威是个顽固的美国老头，他很鄙视委员长，甚至私下里给委员长起了个外号叫花生米，蒋介石不是不知道这件事，但表面上还是保持了风度，因为他太需要美援了，这种需求程度甚至超过美国对中国的需求。
所以，委员长只能敷衍了事，把汤恩伯哄走。
回到内室，宋美龄见他愁眉不展，便问是不是史迪威又惹你生气了，蒋介石说何止史迪威，美国人表面上讲自由平等，其实一点都不平等，只想让中国无条件帮助他们，却不想付出代价，实在可恶。
宋美龄想了想说：“我们需要一个和美方关系良好的联系人，来润滑双方恶劣的关系。”
蒋介石道：“子文不是在美国么，他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精通英文，还不是一筹莫展。”
宋美龄道：“子文不是军人，和军人打交道自然有力气使不上，我倒有一个人选，他是西点军校毕业，精通英文，和史迪威是二十年的老交情，和钱德斯中校是西点舍友，上下铺的关系，又有救命之恩，请他出山，定然能打开局面。”
蒋介石冷哼一声：“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就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宋美龄道：“子锟是有些脾气，可有脾气的人往往也有真本事，那些没脾气唯唯诺诺的小人倒是大把大把的，可管用么，达令你写一封亲笔信，我想子锟一定愿意出山。”
蒋介石长叹一口气：“为了国家，只好这样做。”
……
钱德斯中校没有忘记是陈子锟和江北的父老们，是他们省出粮食来营救自己，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是救命之恩。
江北乡下野战机场，一架美军c47运输机晃晃悠悠降落了，这种dc3客机改造成的军用运输机粗壮结实，轮胎巨大，在简陋的跑道上弹跳滑行着，慢慢停下，大批面黄肌瘦的士兵围上去，从机舱里搬出一口口印着洋文的沉重纸箱，有个士兵因为没吃饱饭，头晕眼花手上没力气，一不留神纸箱落地，从里面滚出几十个铁皮罐头来。
花花绿绿的罐头包装纸上，印着肉块的彩图，是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