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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为民拿起一颗咸鸭蛋，若无其事地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现在的国民政府不是1945年的国民政府，现在的越南更不是1954年的越南，不管他们之间达成什么协议，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事业。”
顾长庚点点头：“他们就是两尊自身难保的泥菩萨，而我们已经拥有一定话语权，用不着被他们所左右。”
“就是，不说这些了，说说那个什么农村减租的事。”
顾长庚一直负责南部侬人安置点工作，随着工业村发展和形势变化，又全权负责协调天主教村庄及各工业村周边的“卫星村”发展，对农村情况了若指掌，堪称农村问题专家。
他喝完最后一口牛奶，如数家珍地介绍道：“美国方面同西贡1955年一起制定的减租和固定佃期方案太理想化，试图通过由地主代表和佃农代表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执行土地改革，希望借此在农村地区建立一套同日本和台湾差不多的民主自治政体。
7年过去了，结果表明这些努力基本上已失败。
究其原因有好几个，一是委员会成员不经常碰头，没有专职人员，严重缺乏执行力；二是在广大农村，地主与佃农的关系，不可能有公允的协调。政府要求地租不得超过收成的25%，可租给谁、租不租，最终要由地主说了算。”
佃户属于弱势群体，就像后世天朝的《劳动法》一样，在强势的老板面前。哪个职员敢主张自己的权力？
李为民想了想，又问道：“不是有公田吗，《土地转移法》施行之后。政府从法国地主和本地大地主手里赎买了许多，现在的地主谁能拥有超过100公顷的土地？”
有“越华文艺研究会”统筹管理。南部侬人安置点、鹦鹉角地区和祯沙地区的安置点的农民同胞不存在这些问题，天主教村庄享受特权、各工业村周边的“卫星村”农民有工投公司照应，同样不存在这些问题。
他极少深入其它农村，对情况不了解很正常。
顾长庚苦笑着解释道：“在土地赎买这一环节上，政府存在太多问题。每公顷耕地市价大概在6000至7000皮阿斯特左右，工业村征地每公顷达到8000。政府确实是按照市价赎买的，不过赎买款并没有按照正常交易支付。
在实际交易中，政府赎买仅给10%现款。其余的90%则给年利3%的投资票，计划12年内付清。地主显然不会同意，真正落实的很少。并且这项法律不适用于公田，也就是说中部至少有44万公顷土地不在改革之内。”
孙宁裕在国家乡村干部工作队干过，对农村情况比较了解。
看着老板一脸不解的样子，低声补充道：“公田就是祭祖用田，包括部分坟地，一般为山地，不适合种植水稻，全村人共有。由各家轮流耕种，收成用于祭祖开销。《土地转移法》规定每个人不得持有超过100公顷稻田，但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轮耕15公顷祭祖用田。但由于祭祖用田的特殊性，一般情况下很难将田切割。”
天大地大，祖宗最大。
吴廷琰的“战略村计划”之所以搞得天怒人怨，与强迫农民远离祖坟有很大关系。想到全南越祭祖用田不会少于几十万公顷，李为民意识到推行土地改革有多难，因为涉及到传统，土地性质特殊，根本没法分。
“顾先生，特别经济技术使团请国先生、费舍教授和你参加这个会议。是不是有什么更的方案？”
“他们有一套方案，不过能否施行最终取决于你。”
“我？”
“嗯。”
顾长庚从包里抽出一份文件。似笑非笑地确认道：“过去7年的实践证明，特别委员会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农民根本无法与地主平等对话，根本无法保障其合法权利。美国方面希望工投公司能拿出一笔资金，美援管理团再提供一部分对应资金，成立一个专门的土地管理机构。
由土地管理机构从地主手里赎买土地，租给或以分期付款形势转售给农民，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进而实现农村政治稳定的最终目标。如果你没有意见，并能拿出这笔巨款，他们打算把每人最高持有100公顷稻田的标准，直接降到50%公顷。”
孙宁裕不无兴奋地说：“董事长，国先生和东先生认为我们应该承担起这个义务，不管多困难都要挤出这笔资金，实在不行可以向银行贷款或再发售一亿美元工投债券。”
工投公司出钱最多，未来的土地管理机构当然要由“工投系”说了算。而这个土地管理机构一成立，就意味着彻底架空政府在农村的行政机构。
李为民岂能不知道这对“工投系”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不禁笑问道：“钱先生是怎么看的？”
想真正控制下六省，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顾长庚嘿嘿笑道：“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老钱坚决支持，甚至打算开办一个我们自己的乡村干部培训班，组建我们自己的乡村干部工作队。”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李大小姐在美国日进斗金，李大老板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一锤定音地说道：“行，就这么干！孙秘书，帮我联系国先生，请他在会上多强调困难，要让那些省长、县长和地主、佃农代表，以及采访会议的媒体记者知道，接这个烂摊子我们是很不情愿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