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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望龄回答的这句话乃,子贡所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朱熹对子贡这一句话的解释是,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
总而言之,孔子平日教诲弟子,却从来不谈性命之学与天道。
但因为不提,所以就留下一个很大的问号。
朱子由此认为性命之学,就是天理作用于人身上,二者其实是一个道理。
至于如何感悟天道,又回到大学里‘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既是修身之本,也是感悟天道的办法。
王阳明依这格物致知,去格竹子结果差点挂了。
然后王阳明另辟蹊径,悟得了‘致良知’,于是心学诞生了。
焦竑想到这里,当即问道:“圣人虽不提,但也留下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办法,但依陶先生所言,林学如此怎么修身?怎么体察?难道学功先生教导的道理,就是陶先生的道理?”
听焦竑之说,众读书人都是议论,心学中最重要的‘致良知’,所为良知出自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比起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以天理为准,人之所行要去适从天理,所以是先知而后行。
心学,则反过来,所谓的天理,也是人心的认识。人之所行要合于自内心的良知,最后达至知行合一。
所以焦竑从认知论上质疑林学。
陶望龄心想如果说北方是理学的天下,南方就是心学的天下。
焦竑乃王学大儒,师承耿定向,同时又深受李贽的泰州学派所影响,可谓学兼心学中两派所长。
不驳倒他,林学如何在南立足,我这点名声无所谓,但辱没了老师的名声,那才是难辞其咎。
但是林延潮确实没说过什么性命之学。
陶望龄这两三年发奋读书,将林延潮平日所讲与自己日常所学贯通,他平时对各家经典都有涉猎,面对焦竑的质疑,他当即道:“林学确实也不谈天道,也不谈性命。”
此言一出,下面读书人一片哗然。
林世璧出声道:“这没什么,性命之法,天理之道,佛老都有提及,儒家修得是入世之法。”
陶望龄知林世璧替他解围,但却是道:“陶某离京时也问过先生,先生确实也说过林学的根本在于下学而不在上达。”
“我问他为什么,他举了吾与点也的例子,言天下之人大多都是钝根之人,只要从学就好了,必须从器中学,在实践事功中去感悟天道,而利根之人不必如此,所以君子不器在。”
听了陶望龄的话,众人都是点头。
“所以林学主张事功就是修身吗?”焦竑问道。
陶望龄当即道:“是也不是。”
下面的读书人有些大惑不解。焦竑倒是正色道:“那请教陶先生了?”
陶望龄笑了笑道:“当年天泉桥上,绪山,龙溪两位先生也以此问请教过阳明先生!”
陶望龄此言一出,众士子们精神一作,陶望龄所言的是,王学上最重要的问答,那就是天泉问道。
王阳明生前最后一次与弟子聚会,提出了四句教,就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句话。
王明阳说他一生的学问都在这四句里面了。
当时钱德洪,王畿对这四句话理解产生分歧,王畿认为心即是无善无恶的,那意,良知,物都是无善无恶的,既然本质是‘无’,那格物又从何格起呢?
钱德洪则认为心是有善有恶的,但为物欲蒙尘,所以平日努力用功格物致知,最后致良知。
于是于天泉桥上,二人拿自己的观点请教王阳明。
王明阳对二人说,你们的观点都对,但若各执于一端,这样就都错了。人有钝根利根,笨的人依钱德洪的办法去办,聪明的人按照王畿的法子去办,但同时也要参考对方的办法。只是你们都未真正悟透我的意思,以后传授弟子,只能按照我这四句去教,作为修身悟道的根本,四句里多了少了都容易误人子弟。
听闻陶望龄谈论天泉问道,焦竑不由一笑问道:“陶先生要与我谈论阳明四句吗?”
说着在场读书人都是一笑,对于这阳明四句,无数王学弟子都探讨过,陶望龄在这方面实在难有创见。
陶望龄当即退了一步道:“焦先生面前,实不敢嫌丑。”
焦竑是有德君子,他与人辩难不是为了驳倒对方,而是为了探讨真理。
当即焦竑也给对方台阶下道:“如此说来学功先生之学,就是依绪山先生之办法,在事功之中求得格物致知,也是在实践之中求真知对吗?”
众人当下明白了,原来林学没有上达之道,是因为学钱洪德一支,只是钱学是格物致知来致良知,林学是用实践事功来致真知,这也是儒家传统的入世悟道之法。
当然这也就是王阳明所言钝根之人学习的办法。
释家,道家则是通过参悟来悟道,这近似于王畿的办法,这是出世悟道之法。
因此论及认知之道,由自身领悟天理果真还是我王学最牛逼啊,什么朱学,林学不过是我们一支啊。
陶望龄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笑了笑道:“天泉问道后,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与汝中追送严滩,汝中举佛家实相幻相之说……”
众人又听了进去,但见陶望龄说的是王学另一个经典问答‘严滩问答’。
这严滩问答,是天泉桥后,王畿,钱洪德两位弟子送王阳明至严滩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