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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现象时，会对经济曲线上出现的拐点现象作更深一步的研究，并为此发表论文来解释经济现象。
对于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人来说，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教育学家、社会学家，不约而同的将1977年的冬天看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拐点。这个拐点不仅是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也是许多人个体的拐点，从这个冬天起，国家的发展和个人人生命运的轨道，开始向着正确的方向延伸。“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这次高考的真实写照，人们将高考时段称之为“黑色七月”，而1977年的高考，却是个“无比凉爽”的季节。
这年的12月的冬天，全国共有570万人走进了考场，而录取名额仅为27.297万个，录取比例为29：1，而90年代初就达了3.5：1，其竞争激烈程度可谓是历史之最。考生从66届到77届的都有，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科大少年班），最大的则有三十六七岁，兄弟同考、姑侄一个考场、师生搭伴考试的现象到处可见，妈妈级考生给孩子喂过奶后奔赴考场的情景也屡见不鲜。
黑龙江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较多的省份，可以预测到恢复高考第一年报名人数绝不会少，这就给黑龙江省的报名、考试的组织工作加大了难度。为了缓解报考人员过于集中的矛盾，也是为了深入地贯彻党中央关于“择优录取”的方针，省招生办制定了“地市初选”和“统一考试”的两级考试制度，并获得了省委批准。
当年黑龙江省报考高校的考生195000多人，经过第一轮初试，62000多人获得复试资格。在初试中出现了很多“零分卷”、“几分卷”和“十几分卷”。事后招生人员都说，如果不举行初试，让所有报名者直接参加高考，不但是对评卷、合分、录取等人力资源的浪费，也会因此滋生腐败（引自哈报新闻网）。
对于李思明所在的五连这个高考补习班来说，大多数人都获得了复试资格。这让大家信心大增。12月24日，大兴岛知青们坐上拖拉机或者马车，纷纷奔向考点。临行前，连长和指导员特地吩咐食堂给大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出发前还做了一次考前总动员，不知道他们俩从哪里弄来的考试注意事项，照本宣读。知青怀着或信心百倍或忐忑不安的心情奔赴考场，在知青们当中流行一种说法：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了感谢邓小平，考不上批判“四人帮”。无论如何这次机会难得，没有人愿意浪费这个宝贵机会，两个月以来的辛苦就看这两三天的拼搏了。想当年为了能去珍宝岛，写血书都不怕，这算个啥？
李思明其实还是有点紧张了，他报的是理科，这语文和政治是自己的弱项，尽管自己在这门课程上花了大部分的时间，但是拿高分还是不太容易的。他填的志愿是北大电子系，因为前世他科大毕业，这次他想看看这被誉为“中国第一学府”究竟有何魅力，不过北大是不容易考的，更何况在1977年这个历史上高考竞争最激烈的情况下。当知道李思明报考北大理科的时候，有许多人放弃了与他竞争的想法，以免“自相残杀”。他也吃不准有没有把握，在考试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就拿语文试卷来说，后世的一些大学教授知名作家，考不过高三学生也是很正常的，更何况北大在黑龙江招生的数量绝对要比在北京招得要少。
考试是在团部一所中学进行的，教室里30人一考场，人人单桌，教室窗户上没有玻璃，有人用麻袋封着，但还是露风，还好教室里有暖气，不然钢笔都拿不起来。据说这试卷用纸也有一个小插曲，对于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这众多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考生们觉得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总要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大家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历史由此出现了极富喜剧色彩的一幕。斗争哲学不再吃香了，代之而起的是建立在知识尊严基础上的公平、竞争和自由。
第一场考试考的是数学，试卷刚发下来，李思明就飞快地浏览了一遍，难度太低了，只有填空和计算题，没有选择题这种形式不说，题量也较少。李思明慢慢的答题，争取拿满分。没想到他刚答完了三道题，有几人站起来交卷了，让其他的考生一片惊慌，不由自主地加快答题速度。
“妈的，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啊，这速度也太恐怖了！”李思明后来才知道这几人都是因为遇到数个难题，一下子失去了答下去的勇气，交卷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