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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次军爷带着胡戈夜访观国公府最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落实其年底参加科举考试一事。
在唐初，有资格参加科举的士子分两大类，一类是全国官学中的学子，他们进军科举之路属于教育系统内部的选拔，当他们最终通过了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的遴选，在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后，才有资格参加由吏部考功司员外郎主持的科举考试，完成鲤鱼化龙前的最后一跃。（按：直到唐玄宗时，科举考试才改为由礼部主持，此时主考官的级别方由从六品上的员外郎升格到了正四品下的侍郎一级，按现在的说法，玄宗以前的主考官只不过是国家部委下属某司的一位副司长而已，待到玄宗之时，方上调到一部副部长之尊）
那如果不是官学出身的人怎么办呢？他们就参加不了科举考试吗？
儒家经典《孟子》中曾记载：“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若是搁在唐初，这些牛人在未牛之前都不算是正规官学出身，但盖棺定论的看，他们又的的确确都是举世公认才能出众的贤德之士。正因为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让朝廷担心会有类似的人才被其出身限制住了，为了实现“在野无遗贤”这一崇高的理想主义，最初的制度建立者们便在考生资格上留了一扇暗门：大家可“怀牒自列于州县”。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馆学之外的社会人士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官衙里去自己推荐自己，有点毛遂自荐的意思，且州县不得不试之（不得不受理），然后大家经过一番过五关斩六将的考验，过关的便会由地方官保荐到长安参加科考，如若不成，考生对自己是骡子是马，起码心里有了数。如不服气，也可来年接着自荐。这便是科举考试中第二类生源。这些出身有别于学院派的社会人士参加科举的道路，被称之为乡贡。
唐时馆学有时兴旺，有时落寞。学校兴旺时，学子们有正常的途径往上攀爬，这时馆学与乡贡各行其道，没多大交集与冲突，若学校一旦废隳（时有发生，比如公元七百年前后武则天执政时期），国子监这条路走不通了，士子们便会纷纷在各地假名就贡，同社会人士拼抢着这条最后的独木桥，以期望能实现他们心中那鲤鱼化龙的梦想。终唐一朝，乡贡在科举中的地位都是十分重要的。
为防地方官徇私舞弊以及保证贡士的质量，唐初朝廷对每州推荐上来的乡贡人数都有严格的限制，规定上州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并且会因贡士有失水准而对州官进行追责，比如唐太宗就曾经因为某州刺史推举不当而大动肝火。因此各地的地方官均不敢懈怠，又或不愿多事，他们在推荐人数上一向循规蹈矩，极少破例。
不过宋人编纂的《太平广记》上倒是记载过一起破例为之的事件，那是当年李世勣为并州都督时，有张氏两兄弟才学俱佳，下面官吏因本州贡士人数限制，只得把才学还要略胜一筹的兄长张越石的名字划掉了，只录了弟弟张楚金。李世勣后来知道了，叹道：“贡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双居也。”破例把哥哥的名字也添了上来。就事论事，一州都督只不过某年因公多推荐了一名贡士这种绝算不上大事的举动竟能记载史书流传千年而为后人知，由此可见此事在当年的罕见程度。
上述种种，便是今夜军爷带胡戈夜访观国公的原因。对于胡戈来说，他自然归纳不到教育系统内去，所以他要参加科举考试的话，他须得按社会人士的途径，通过乡贡获得地方官的推荐。而此时这座府邸的主人，正是现任雍州牧杨恭仁（首都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的人物）。
熟悉唐史的人都知道，雍州牧在唐朝的地位，是渐次下降的。这恰恰和这个职务实际权力太大是密不可分的。
在唐朝，做得最威风的雍州牧，无过于其首任行政长官李世民了，当年其父李渊撇开傀儡隋恭帝强行受禅后，便加封了秦王李世民雍州牧一职，这雍州牧总督首都行政，对于素有大志的李世民来说，正是如虎添翼！此公当年在任上作风极为强硬，甚至一度出现过其与中央政府（吏部）争夺下属官员任命权的情况发生，武德年间朝廷某一官职被各方政治势力（最主要的三大派系便是李渊、李建成、李世民父子三人各自领衔的）同时任命自己人担当的情况屡见不鲜，最后大家争执不下，只得以谁人脚快谁先到任为默认事实（不知此举会不会影响马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