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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当那位强势铁腕的洪定邦进京出任副总理，开始掌管经济之后，局面才稍微稳住。洪定邦总理又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跟地方谈税制改革，终于把分税制落实下去，这才让华夏财政上的地方富、中央穷改变过来。
中央财政，从那之后才开始扬眉吐气，一扫颓风。中央对地方的权威，其实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变得格外强大起来。正如萧老所说的：中央的权威，除了人事权之外，首先就在于经济权威，中央经济权威不树立，连政治权威都要弄丢。
当时为什么必须实行分税制改革呢？大体上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原来的财政包干制完成了历史使命，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公平的一面。从1981年到1994年，包干制曾起了积极作用。这个制度大的问题不会有，不过有的时候就不大好办。有的地方经济实力比较强，有的地方比较弱，包干的份额就不一样了。全国财政会议常说，“一年之计在于‘争’”，争包干基数，收入指标争取定得低一点，可以多一点超收留成；支出指标则争取定得高一点。要建立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包干制已经不适用了；而分税制为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所采纳，是改革的方向。
第二，中央财政相当困难。当时，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还不到30%，弱干强枝，中央花钱要靠地方上解。当时姜恩国、彭云程和洪定邦三个主要领导人都赞成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
一直到后来很久，还有很多人不理解分税制的重要性，为什么要实施分税制改革？它究竟有什么必要性？为什么早不改晚不改，偏偏那个时候改？其实真要说起来，早在1980年，财政部就曾经建议实施分税制改革，但是没有为中央领导接受。
当然客观地说，当时条件也不具备。想要分税，先要把主要税种初步完善起来。可以说，分税制改革是在逐步创造条件的过程中间来决策的。只是洪定邦总理在这里头起了一个相当大的推力而已。
现在的中央财政之穷，直接体现在了熊林、李从云他们干部二处一科的干部们身上。
穷是穷了点，但身为团中央的干部，有些钱还是非花不可的，不然面子上也太过不去了。所以这一顿饭算起来，也要去差不多一千五百块到一千六百块之间。
等酒菜上来，两位领导和同志们很快打成了一片。大家年纪相差其实也不算很大，都是二十多岁的人，只有熊林一个人是超过三十岁的，但就算三十岁，也还很年轻嘛，起码跟大家还不至于出现代沟。
几杯马尿下肚，气氛就开始热烈起来。加上还有两位美女作陪，这酒自然就喝得更是气势如虹。黄箹的话少倒也罢了，在大伙儿眼里，不管她是有能力也好，没能力也罢，反正在他们一科，主要也就是拿她当个花瓶，她这种清冷性子，也不指望她能说什么活跃气氛的话。
但是周香玲就不同了，她是很会活跃气氛的人，人又爱笑，嘴又甜，声音还娇媚得很，好像沾了蜜似的。周香玲有意无意说几句“挑拨离间”的话，那话一出口，几位男士就开始不自觉地向乔峰帮主学习，一个个喝起酒来犹如长鲸吸水，那气魄，当真是气吞万里如虎。
这其中喝得最多的是赵昆，赵昆不知道是不是有点买醉的心态，谁跟他举杯都喝，他自己也向熊林敬了几次酒。
可惜赵昆豪气是豪气了，酒量却没跟上他的气魄，没多久便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幸好这会儿是冬天，两位女士不是穿着短裙来的，否则这误会可就大了……
喝得少的有两个，一个是李从云，他表示自己刚出学校，喝酒的本事还没锻炼出来，还要适应适应，所以当大家举杯朝他敬酒的时候，除了宴会一开始，大家一齐敬酒的那次李从云是喝了个“干杯”的，后面的单独敬酒，他就只是小喝一口。而且他理由还很充分：一会儿要开车，不能喝多了。
这年头对酒驾可抓得很少，只要不出事，几乎没人会管。但毕竟大家都知道开车的人喝酒不能太多，因此也没多少人会喝醉酒了还开车。
他们这边气氛热烈起来，旁边桌的气氛也热烈起来了。这一桌人本来看上去还算衣冠楚楚，让人不知道是什么身份。可气氛一热烈起来之后，一个个就露了底，开口闭口就是关心人家的老妈和直系女性亲属，而声音也越发吵闹起来，弄得整个大厅里都有些气氛不对了。
坐在离他们最近的位置上的赵昆看他们说话越来越放肆。忍不住转过头，拍了拍其中一人的肩膀，说：“我说，你们能小点声不？这又不是菜市场！”
哪知道那人一转头，就冒出一句：“你是什么人，老子们的闲事其实那么容易管的？……再说，我们在这吃饭，连话都不能说吗？”
赵昆被他的话顶撞了一番，脸上却是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暗暗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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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有事，看来很可能又要欠一章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跟今天一样，欠的章节凌晨补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