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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路是黑西装，三个妹子分别是红、白、黄。这个红白黄不是纯色，都带些淡亮感觉，款式很青春，有点像校服，打扮出三个清水妹子。
他们四个人是主角，又是人多势众，在红毯上多留一会儿。
在他们之后，是张美辰、王某墩、郑燕子，加上小白一起走红毯。这是为了推介下部影片，也是为了推介王某墩和郑燕子，特意安排的出场顺序。
如今的王某墩也是经常在网上出现，只是没有名字就是，每当有他的消息，统统代以某男的称呼。某男跟张美辰出双入对；某男跟张美辰在美国的《一个警察》的首映式上也是一起出现；如今这个某男再一次跟张美辰一起出现……还有个带着导盲犬的盲人？
这就是整个首映礼的进场过程，没什么可说的，签到后入内，主创人员上台说会儿话，电影正式上映。
文艺片拍的是感觉，甚至不需要感人、不需要让观众乱哭，只要淡淡的如流水般表现出导演想要表现的东西，想要让观众看到的东西……
好吧，这其实是胡扯，就跟作家写篇文章，语文老师让你去猜这句话表达了作者的什么想法，整篇文章又表达了什么样的中心思想一样胡扯。
导演最喜欢做的是故弄玄虚，就是拍出来片子以后，你看吧，看看里面有什么，再帮我吹吹牛，看看能吹出什么新花样。反观导演本人，绝对不会提前谈论，也不会随意发表实质言论，等观众们把该吹的牛都吹过一遍，导演才会拣选吹的比较好的观念说上一通……
写故事也类似，比如某人写故事，本意是想让你笑，可写着写着，故事乱七八糟的就沉重了，编故事的就傻眼了，解释说生活就这德行。其实编故事的还是想让你笑，可故事的沉重把笑点压没了，编故事的水平不够，只能傻眼着继续编下去。
那么，为什么说导演想把他的故事表现给你看是胡扯？
导演是讲故事的，可因为种种原因，故事会一再改变，跟他的预想不一样，表现出来给你看的自然更不一样。比如题材受限，国家不让拍。比如镜头反映的内容不健康，必须剪去。比如演员水平不够，总是演不好。比如导演水平不行……
有大导演甚至没有剧本拍电影，有大导演习惯改戏，有大导演喜欢召集主创现场想戏……反正是一些奇怪的人，拍出一些奇怪的戏，还很有市场，屡得好评。
这样的人有才，拍出的电影也好看，可那个影片是最初想表现给观众看的东西么？
一个导演，想通过一部影片，为你描述一个故事，表达一些东西，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真正能做好的没有几个。
好在《那年》勉强算是做到。于红兵想表达的是那个年代的一些事情，有关于生活，有关于爱情，也有关于残酷。
影片一开始，把观众带回到那个很久以前的、却是经常在电视上出现的年代。在特别多的类似电视、电影、书籍里面，那个年代有的只有苦闷、压抑、残酷……简单说就是悲剧。《那年》没有，反其道而行，不说那个年代是好是坏，只说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样的世界里，人们都是要生活下去，所以，出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片片民居，一片片田地，一个个工人，还有工厂和百货商店。
邻里见面，寒暄的无非是能买到什么菜，能吃到什么饭，做了什么事；每天都是一样的日出而做、日没而息。
故事里的白路是孤儿，到处蹭饭吃，对于这个人物来说，生活背景没法选择，故事里的他习惯这个身份，知道活着很辛苦，但仅此而已，不会抱怨社会、也不会抱怨父母。
即便是孤儿，大多数人也是正正常常的长大，这才是生活。
故事里的他没有激愤，没有抱怨老天不公，很感谢自己还活着，很感谢别人对他好。
故事里的沙沙几个人是学生，每天都是精力充沛的投入到排练和演出当中，她们是文宣队主力，经常要下乡表演，这是她们那个时代、那些人物的正常生活，而她们这些能够去到各个地方代表党代表国家做文宣工作的，是很多人羡慕并向往的。
因为这个基调，影片一出来就很不一样。
可以这么说，如果你知道是表现那个年代的影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去看，也不会看。
可正因为你抱着这样一种抵触情绪，却因为某种原因看到这个故事后，会发现它真的不同，起码开局不讨厌，兴许还吸引着你想多了解一下那个时代一些人的一些生活状态。
影片尽量按照于红兵想象的那样呈现给大家，在这部影片里，观众第一次发现白路居然有演技，演的特别特别好，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特别恰当，好象他就是故事里的那个人。
故事里的那个人给大家带来快乐，却也带来悲伤。
九十分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轻松流逝。在过去的九十分钟里，坐在电影院里看过电影、也是看过快乐的人们，有很多人哭了。
一部电影，或者说一部书，想要获得观众认可，有个取巧办法，就是让观众哭。只要他被感动到，就一定认为这个电影是好的。
也许于红兵的本意不是想让大家哭，可故事就那么自然发展，当白路死去后，很多人哭了。
那个年代的故事基调多是灰色、黑色，是悲剧，即便是于红兵这样想要真实的、平淡的表现那个时代的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时，也是不可避免的沉入到悲剧里面。这是那个时代的大背景，没有办法改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