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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3月，在美国纽约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谋杀案。一名年轻貌美的酒吧女经理，在凌晨3点回家的途中，被一名素不相识的男性杀人狂虐杀。从案件的发生到这名男子逃走，总共持续了长达半小时的时间。当时，住在公园附近公寓里的住户中，共有多达三十八人看到了或者听到了被害女经理被虐杀的情形和她反复的呼救声，但没有一个人下来解救她，也没有一个人及时向警察报警。
事后，美国媒体大声谴责纽约人的异化与冷漠。然而，心理学家并没有只停留在声讨和谴责的层面上去对待这个事件，他们设计了一个实验来探究类似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
他们请来七十二名志愿者。于其中随机挑选出十六名首先进行实验，每名志愿者的表现都加以记录。巴利与拉塔内要求这十六名志愿者分别与一名由专业演员扮演的假癫痫病患者使用对讲机通话，通话过程中严格控制他们的距离。在交谈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假患者以癫痫病发作为由突然开始大声求救，这十六名志愿者中有十四名立刻冲出了工作室去向研究人员报告了病人发病的情况。
而另外的五十六名志愿者则又随机地以每四个人一组的形式分为十四组，每组志愿者的表现都加以记录。实验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只是这次巴利与拉塔内要求每一组的四名志愿者同时与假癫痫病患者进行对讲机通话。在这个十四组志愿者中只有十七人立刻冲出了工作室去向研究人员报告病人发病的情况。
这两次实验所得出的结果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而由于实验进行时其他条件完全相同，那么，结果的差异只能认为是“一对一”和“四对一”的差别所致。一种紧急情况下如果还有其他人在场，那么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可能成为旁观者，都非常可能无动于衷。
心理学家对“旁观者效应”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两方面的解释。
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经常有着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看法并采取着与之相应的行动。每当有其他人在场时，人们在行动前就会比无人在场时更加小心的评价自己的看法和随之而来将要采取的行动，把自己将要采取的行动和他人进行比较，以免由于自己和他人不一致而出现的尴尬难堪局面产生。
在紧急情况下，当有他人在场时，个体不去提供帮助所产生的罪恶感、羞耻感相对减少，责任感也会发生分散。帮助人的责任被分散到每个旁观者身上，总的责任不变，每个人身上的责任就明显地减少了——等待别人去帮助、互相推诿的局面就因此形成了。
旁观者效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公司前台接待处的花枯萎了，我们都看到了却没人为它浇水上肥；地铁车厢里的垃圾就在我们脚边，我们却没人能弯腰将其捡起；洗手间的水龙头滴滴答答，我们却没人把它拧紧……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充当着旁观者的角色。
如果有一天，我们，全部的我们都成了旁观者，这个世界会好么？
2011年3月，日本爆发了里氏9级的地震和巨大海啸，随之而来的是核泄漏事件。全世界人都在担心自己会不会受到核泄漏影响时，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里还坚守着五十名员工。他们是每15分钟换一次班，冒着生命危险工作。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将遭到高浓度核辐射污染，并为此丧命。可他们仍然没有离开的打算，他们知道自己无法对所发生的一切袖手旁观，他们的坚守是为了全日本乃至全亚洲人民能够快点得到解脱。
他们伟大与否我不知道，但我清晰地感受到，他们为这个世界做了一些事情。不管怎样，我们只要是活着，就难免和这个社会发生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就会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我们都在追求更美好的生活，都渴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需要如此之多的旁观者——我们从出生就已经背负起了对这个世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