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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让我们看看这道圣旨究竟说了啥——字面上的，以及台面下的。
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经取士，表章宋儒。——皇帝提到祖宗(历代先帝)在建立教育制度时，尊崇孔子的教诲；在选拔官员时，则是推崇宋代理学。
近来学者不但非毁宋儒，渐至诋讥孔子，扫灭是非，荡弃行简，复安得忠孝节义之士为朝廷用？——皇帝批评现在有些读书人不仅诋毁宋儒，甚至开始诽谤孔子，混淆是非，摒弃了简单明了且行之有效的道德规范，并反问长此以往如何能培养出忠孝节义的人才为朝廷所用。
只缘主司误以怜才为心，曲牧好奇新进，以致如此。——皇帝认为，主考官(主司)出于对才华的偏爱，对新奇思想的好奇，导致了这种局面。
新进未成之才，只宜裁正待举，岂得輙加取录，以误天下！——皇帝指出，对于尚未成熟的新进士人，应该加以正确的指导并等待他们思想成熟，而不是急于录取，以免误导天下。
览卿等奏，深于世教有禆。——皇帝认为大臣们(方从哲及应和方从哲奏疏的其他大臣)的奏章对天下的教育是有益处的。
还开列条款，务期必行。——皇帝要求大臣们制定具体的条款，并确保这些条款得到执行。
仙佛原是异术，宜在山林独修。——皇帝认为佛教和道教是不同于儒家的修习方法，应该在山林中独自修习，而不应作为朝廷政策之导向。
有好尚者，任解官，自便去，勿与儒术并进，以混人心。——对于那些喜好佛教或道教的人，皇帝允许他们辞去官职，自行修习，但不允许这些修习方式与儒家学术混杂，以免混淆人心。
字面解读就是这些，看起来皇帝只是反对佛道思想进入朝廷行政体系，并未提及其他。但这种事居然闹到皇帝需要下旨申明，本来就已经说明问题之严峻了——哪里是佛老问题，分明是儒家内部出了毛病，开始佛老化了。
儒家作为一种明确的入世思想，怎么会佛老化呢？毫无疑问，刚才就谈到过这个问题，是心学自身出现了佛老化倾向，继而导致以心学为基础的很多朝廷命官、士林学子的思想佛老化，最终影响朝廷整个行政体系都逐渐佛老化。
所以，皇帝圣旨一字未贬心学，而字字直指心学；一字未捧实学，而字字直夸实学。
这就让很多心学派官员心惊胆战了。不过，心学的问题确实越来越大，而且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这一点其实不劳实学派和传统理学派官员指摘，他们自己心里也是明白的。
高务实本人其实深知心学必然衰朽，不过他现在的问题在于不能等心学自然衰朽，而是要从朝廷的高度来考虑，需要加速其衰朽的速度。
为什么呢？看看历史上心学的发展和衰微就知道。明代心学是由江门心学过渡到姚江心学，最后由阳明后学推向极致。江门心学因为前后宗旨不一，导致江门后学因流入姚江心学而衰落。
由于心学内部分化、不守师说、流于虚浮，又遭到官方打压、理学非难，再加上改朝换代等因素，最终心学为实学所替代。
明代中期之后心学大盛，成为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显学。用后世的观点来说，程朱理学作为官学，对当时人们的个性和思想产生了莫大的束缚。而心学尤其是阳明心学的产生，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在心学的催化作用下，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逐渐由保守走向追求个性独立。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发展，给有明一代的思想、学术、文艺以及社会生活带来了莫大活力，这是其积极的一面。
但同时，心学也使社会中产生了一股逃禅和清谈的风气，使人们流于虚浮而缺乏务实，这成为明末遗民反思明朝覆亡原因时的一个重要标靶。明代心学特别是王门后学的见解思想并不统一，彼此又相互问难，到明朝后期各种危机爆发时，姚江心学的衰落在所难免。究其原因，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两大方面。
从内因上来说，心学有几大问题：
其一是内部分化。阳明辞世后，粗分为七派，思想主旨不统一，且相互之间多有攻讦发难，在未受外力冲击前，内部倒先分裂。
由于黄宗羲所划分的七派是根据地域划分的，所以七派中不同人物的主张又有不同，像浙中学派中王畿和钱德洪对王阳明的“四句教”就有四有、四无的大分歧。
二人在阳明生前就为此争论不休，而王畿、王艮的主张又倾向于禅化，自然又会受到像邹守益等恪守王学的批评。
其二是违反师说。除了邹守益代表的“主敬派”比较恪守阳明宗旨外，其他学派对王阳明的“致良知”、“格物”等概念几乎都进行了自己的诠解，所以才有了“虚无派”、“日用派”、“主静派”、“主事派”的区别。
这其中，改造特别过分的当属影响最大的“虚无派”和“日用派”。黄宗羲针对这两派做过专门批判：“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
可以说，阳明学说能够风行天下，“虚无派”和“日用派”的主张居功甚大，但是由于其改造过大，跻而为禅，也导致心学的本来面貌被掩盖。
说起来，当初王阳明本人可是专门批评过一些佛、老学说之中过于虚妄的说法的，不知道他泉下有知，是否会为后世门徒乱解其本说感到愤怒？
其三是流于空疏。原历史上的明末社会在危机四伏，经济衰退，战事频起，大厦将倾之际，社会呼唤的是能改革弊政、上马杀敌、整治社会的实干型人物，而王门后学大都流为虚浮的口上说教。
关于这点也很让人感慨，因为王阳明在世时对此就早有预感，其言：“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理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入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
真是不幸啊，先生竟一语成谶。
王学的命运不幸被其言中，在其去世后，王学也逐渐趋于空疏，不再作修持上的功夫，只是“想象”，也忘了乃师四平叛乱的壮举。
对于王学的空疏之风，顾炎武对此做了激烈批评：“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他将王阳明比作晋之王导、宋之王安石，认为明朝的灭亡，根子上就是王阳明所开启的“新说”导致的。
当然，将国家的覆亡归结为一百多年前的某个人，不免失之简单武断，但也从侧面说明阳明心学的流弊波及深远。
阳明心学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正如牟钟鉴所说：“阳明心学不是书斋哲学，不单纯是逻辑推演的产物，也是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痛苦体验后有深切解悟的产物。王学是生活和实践的哲学，这对于准确把握王学的内在精神十分必要。”
现在诸位当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何其伟大的论断和指路明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