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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问题，高务实的态度一贯都是尽可能的利用，而不是脑子发热，喊打喊杀地去搞三光。
他既要利用丰臣秀吉的野心给大明练兵，又要让日本自己放放血，免得到时候他动刀子的时候太费力。甚至还要在丰臣秀吉死后怂恿东西两军继续开战，最好是打得比原历史上的关原之战更血腥、更残酷一些。
只有这样，他才好趁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
后世有个说法，意思大抵是“织田和面，丰臣做饼，德川张口”。织田和面与高务实没有关系，丰臣做饼的时候他也没兴趣插手，但德川张口……你还是闭嘴吧，这活我在行。
不过那毕竟还是将来的事，眼下的问题首先得解决掉。
岛津家内部出现不同意见，高陌刚才只是简单的提了一句，等高陌按照高务实的吩咐去联系成国公朱应桢之后，高务实便亲自查看起内务部收到的消息来。
不看不打紧，一看之下他才意识到情况可能还比较严峻，而原因正在于高陌刚才没说完的部分。
这份情报里提到，虽然大坂城流言纷纷，但丰臣秀吉本人没有对此表达任何态度，反而向岛津家发出了征集令，要求岛津家做好出兵准备，目标——当然不是朝鲜，而是关东北条家。
对于这个命令，岛津义久态度比较冷漠。老规矩，还是推说“虫气”(无风注：记载就这俩字，据说是蛔虫病)，处理事情比较慢，对于什么做好出兵准备之类的话，他看起来基本上就是无动于衷。
岛津义弘反而比较积极，准备在自己的居城大隅国加治木城(因原居城八代城此时被削藩给了小西行长)聚兵备战，但他召集的人马却又不多，情报中虽未明确，但说了一句“或不及二千之数”。
这个情况本身比较诡异，因为前年丰臣秀吉进行九州征伐的时候，岛津家虽然一开始取得了一些战术胜利，但之后随着丰臣家的主力大军南下，岛津家的战局每况愈下，终于在五月八日向丰臣秀吉投降。
不过当时岛津义弘仍然坚持抗战战，直到六月二十二，义弘才终于被义久说服，派儿子岛津久保前往丰臣军中作人质。
换句话说，当时义久是“投降派”，而义弘是“主战派”。然而这一次偏偏反了过来，义久对丰臣秀吉的调令阳奉阴违，几乎不予理睬，而义弘反而有动作，看起来更积极一些。
高务实由此不禁纳闷，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儿子在丰臣秀吉手里的缘故？
似乎不太对，岛津家的特点一贯都是打仗不要命，战死的“岛津某某”不计其数。岛津义弘作为后世大名鼎鼎的“鬼岛津”，应该有在家族需要之时牺牲儿子的“觉悟”才对——何况他又不是只有一个儿子。
高务实沉吟片刻，忽然想起之前还在打岛津氏主意的时候看到的一条情报来。
九州征伐结束，岛津家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丰臣秀吉在完成九州分国之后，分别给岛津义久及岛津义弘下达文书，其中包括朱印状。
在给两人的信函之中，秀吉给予岛津义久萨摩一国的宛行，而给予义弘的大隅一国(除了把肝付郡给岛津家老伊集院忠栋)。
当时高务实没有太在意这一点，以为那是由于恰好那个时间里岛津义久引咎辞去了家督之位并且出家，因此丰臣秀吉那边一时搞不清岛津家当时到底谁说了算的缘故。
可是现在想来，恐怕不然。丰臣秀吉根本不需要搞清岛津家到底谁说了算，或者他本来就很了解战国大名家族玩的这套把戏，因此也出手反制了。
他的反制措施就是故意将岛津家保留的两国领地——萨摩、大隅分别授予义久、义弘两兄弟，以此造成两兄弟之间的不和。
虽然后来岛津家很快形成了“两殿体制”，但这个体制本身是一种潜规则下的体制，不具备日本全国层面的法律意义。换句话说，是一种岛津家的临时体制。
而且不管怎么说，两殿的出现已经意味着丰臣秀吉的措施起到了作用。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局面正朝着丰臣秀吉希望的目标而去，岛津家果然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然而高务实总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许你丰臣秀吉用计，就不许我岛津兄弟将计就计？
这里最大的疑点就是岛津义弘向海贸同盟求援。要知道，此时大坂城流言纷纷，都说岛津家既然不是日本人，自然没有理由做三国守护(现在只剩两国，日向丢了)，请求关白再来一次九州征伐，或者让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等人出兵铲除岛津家。
在这般情况下，丰臣秀吉对此事全不表态，反而致函岛津“两殿”，让他们准备出兵关东，怎么看怎么有“深意”。
出兵关东，我就认可你们；不出兵关东，那看来你们已经不把自己当做日本的大名。
在这种情况下，正常来讲，岛津义久不予理睬的反应倒更像是铁了心站在海贸同盟一边，而积极做出备战准备的岛津义弘反而像是要对丰臣秀吉妥协，按照他的要求出兵助阵了。
可是，岛津义久偏偏没有向海贸同盟求援，求援的倒是岛津义弘，这岂不是很矛盾？
岛津家的人打仗虽然勇猛，但他们并不是没脑子的傻大粗——傻大粗也玩不出“钓野伏”啊，所以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高务实一贯的风格都是未虑胜先虑败，所以他马上先考虑岛津家背叛海贸同盟的可能性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