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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务实要求取消除粮食、布帛外所有实物税的上呈，朝议终于很难得地趋向一致，哪怕心学派官员也不得不站出来为此叫好——毕竟全天下官员都是“洪武型财政”的受害者，高务实现在的做法完全是在为他们服务，就算大家平时理念不合，但在此时此刻却总是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
毕竟，利益才是决定朋友或敌人的根本标准。
不过取消可以，但如何取消，或者说取消之后又该如何折算补齐，这就很有说道了。
高务实这次格外大方，表示第一步该做的事情就是把官员俸禄之中所有的实物折算一律取消，官员俸禄只发银两、铜钱，最多加上不超过俸禄总额两成的布匹，并且在五年之类逐步取消布匹折奉，将俸禄全面彻底的货币化。
对于这一条，虽然有不少官员心底里怀疑户部有没有这么多的现银，但至少回答非常一致：文武百官纷纷盛赞高司徒极有担当，“开国朝新风之先”。
心学派官员们的称赞好歹还含蓄一点，实学派官员们那真是放开胆子可劲吹。按照他们的说法，商鞅在高务实面前那叫望尘莫及，王安石就更别提了，简直云泥之判，高司徒放个屁都比他香。
高务实当然清楚这不是因为自己长得帅，完全是金钱的魅力，户部肯出这么大一笔钱改善他们的俸禄问题，他们当然觉得高司徒帅到没边，简直人气偶像。
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要嘀咕嘀咕了。比如说高务实不仅要把各地的实物税转变为银两收取，还要把这些税银全部先收去户部，再由户部转发给需要用度的衙门，这一条就有极大的争议。
吏部和兵部是唯二保持安静的衙门。这其中吏部还好说，毕竟人家管的是铨务。人事任免这种权力和实物税关系不大，平时的那点用度其实开销也一般，再加上吏部是实学派大本营，大家当然不认为高务实大权在握以后会卡吏部的脖子，所以吏部不说话是情理之中的。
兵部居然保持了安静，这就不得不说梁梦龙管理有方，当然高务实刚刚从兵部离任或许也是很关键的一条。
为何兵部保持沉默很不容易？因为兵部的财权其实是相当大的——全天下的军屯、军械制造等事，原本都是兵部直接管理的，而这其中最关键的财权便是军屯。
军屯有多重要呢？“洪武型财政”之下，天下兵马的吃饭问题本来都被朱元璋安排成自给自足状态，所以有明一朝屯田的规模十分庞大：“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
大明全国的屯田军士达180余万人(这个是明朝前期)，军屯数量为90多万顷，占据全国耕地的十分之一左右。而在边疆地区，军屯的比例就更高，有些军镇的军屯能占据全省耕地的60%以上。
比如嘉靖时期，贵州的军籍户口为14万，占据贵州总人口的51%。高务实当初编纂《大明会典》的时候，曾有看到记载说陕西田土共计31万顷，军屯就占据了16万顷。
军屯这个制度在大明早期还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在明朝前期，国家的财政来源主要依赖于农业，而军屯就是其中最大的来源。
比如永乐元年，当时全国税粮为3100万石，而军田缴纳的子粒就有2300万余石，也就是说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七成还多一点。
在边疆地区，军田的重要性更为突出。明朝初期，全国拥有军队180万，到了永乐年间，军队增加到了270万。而当时全国丁口为6000多万，军队数量占据了人口的3%。
如此多的军队，必然会需要大量的财政来供应。洪武后期，年需军粮达3200余万石，而洪武后期的年赋入税粮也不过3千余万石。所以可以说明朝的屯田制度恰好解决了军队庞大的粮食供应问题。
《明史・食货志》里说:“一军之田，足赡一年之用。”这个说法在当时而言是成立的。
有了大规模的屯田，才能够维持在全国范围内数量巨大的军队。这也使得明朝避免出现宋朝时期积贫积弱的局面。毕竟当时的大明还在不断对蒙古、东北、西南、西北用兵，如果没有庞大的地方军队，这是无法进行的。
因此，这些屯田当时为大明的国防建设和边疆地区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辽东，屯田制度加速了辽东地区的开发，使得辽东成为了大明羁縻整个东北的据点。在云南，大规模的屯田，是大明击败麓川土司叛乱的基础；在西北，屯田制度使得大明得以控制河西走廊，进而和西域、中亚取得交流。
除此之外，大明的屯田还加速了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比如在云贵地区，由于距离中原遥远，以前的朝廷一般都只能推行了羁縻的统治政策。经过长期的发展，云贵地区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土司，他们虽然表面臣服于中原，但实际上却是地方的小王国，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当大明进行大规模的军屯之后，大量的军队长期驻扎在云贵，形成了大量的卫所，将各大土司牢牢控制。一旦机会成熟，朝廷就可以在西南进行改土归流。
比如在永乐年间，消灭了思州田氏，直接推动了贵州省(布政使司)的建立。
高务实之所以能将广西土司的绝大部分迁往安南，实际上也有这个前提：广西的军屯导致广西半数左右领土掌握在了朝廷手里，而这些朝廷直辖地区也会对土司形成事实上的压迫，土司们也希望更加“自由”，所以高务实一忽悠一个准，最后大多被他忽悠去了安南。
而此时朝廷因为有足够的军屯作为底子，也可以比较顺利地跟上，占据并开发那些原先的土司领地。这一切的先决条件其实都是军屯带来的。
但是正如高务实在广西时所见的那样，大部分卫所兵几乎都是“乞丐兵”，这实际上也显示出军屯已经逐渐走向毁灭——因为军屯本身其实是建立在对军户残酷的剥削基础之上的。
军屯出产的粮食，除了自食之外，还必须交纳“屯田籽粒”。洪武年间规定，“人给田四十亩，岁征其半，余存自食”，也就是军户的产量一半需要上交。而军户本身就一直处于服役的状态，这使得国家对军籍户口的剥削是远远高于一般的民户的。
如果军户失去了土地，那就更惨，因为军户要“包赔屯田籽粒”。在大明中期开始，就有许多土地因为贫瘠而被荒废，但是军户不得不“终身佣身以输粮而不足者”。这个情况本书前文有述，此处不再重复。
总之就像此前说了多次的那样，卫所军屯的田地逐渐从集体所有变成了军官所有，而军官掌握之后则会以各种名目将田产隐匿，最终导致兵部方面实际能拿到的军粮逐年减少，直到此前高拱清丈田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