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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京师,迎来了开春以来最暖和的一个晴天,街面上异常热闹。
从灯市口大街东面的二郎神庙广场向南折,乃是庙右胡同,向西正对的那边则是庙前胡同。这里是京师最为有名的斗蟋蟀的场所。
蟋蟀又名促织,斗蟋蟀的游戏源自唐代,到了南宋开始大盛。宋理宗时的奸相贾似道便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曾经专门写了一部《促织经》,就织类、辨色、抓捉、调养与斗技诸方面作了详尽的阐述。
宋亡元兴,促织游戏由杭州传至燕京,元亡明继,特别是永乐皇帝迁都燕京之后,这斗蟋蟀的游戏,在这勋爵贵胄、绅士戚畹乃至纨绔膏粱所充斥的京师,已是历两百年而不衰。
尤其到了宣宗一朝,此戏已是玩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宣宗当年听说苏州地面出产上等蟋蟀,乃密诏苏州知府况钟捕捉一千头贡至京师。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苏州蟋蟀奇货可居。苏州卫中的武弁,逮一头蟋蟀的奖赏,竟然如同斩杀一个虏首。
曾有一个善逮蟋蟀的卫中小校,因蟋蟀逮得多而获得卫所百户的世职,算是前所未有的奇事了。而宣德窑中的蟋蟀盆子,也成了瓷器中的珍品。传至现在,区区尺五之盆,竞值数百两银子。当时就出了一首歌谣单道此事,歌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百货皆作贱,蟋蟀盆子俏。
由于宣宗的提倡,当时京师入秋以后,家家户户皆捕养促织,斗促织场也比比皆是。曾有一位在京城做官的歙县人阂景贤,写过一首《观斗蟋蟀歌》,专道京师斗促织的盛况。
隆庆之后,京城斗促织盛况虽不及前朝,但每当气候转暖,依然是赌门大开,半城如狂。而庙前胡同则是京城斗促织最为集中之处,小小一条街上,家挨家、户挨户,皆是促织斗场。因此,久而久之,人们倒忘了庙前胡同的本名,而直呼日促织胡同。
这天晚上酉戌之交,促织胡同里华灯璀璨,人潮如涌。街上三十多家斗促织场,每一家都满囤囤的尽是人,其中最大的一家斗促织场,叫“飞腾楼”。
入门即是照壁,绕过照壁再入一道门,便是一间五楹大厅,乃是促织主斗场。正中摆一矮脚红木条桌,三把椅子,主斗双方主人打对面而坐,正中坐着的是店中牙郎,担当仲裁的角色。四周摆了许多长条凳儿,由里及外一层高过一层,这都是为观众预备的。
两庑靠里,以及楼上还有许多分隔的雅间,这是为那有身份的人备下的。他们既可以在此饮酒作乐,也可以互斗促织,如果主厅里的促织大战开始,他们更会参加下注。
须知所有进促织场的人,都是携带了银钱前来赶场的赌客。如果说促织街其余各家的赌客多半都是市井小民,那么这飞腾楼则是一掷千金的豪赌之所。曾有不少人在这里一夜暴富,但更多的人在这里得到的却只是倾家荡产的悲惨下场。
今晚在飞腾楼里摆擂台的,是一个名叫王登榜的人,从名字来看,他父亲想必很希望他能认真读书,将来名登金榜,然而此刻他的绰号却叫“促织王”,看来登榜是什么希望了。但是单听这绰号,就知道他在促织一道中的名气。
王登榜世代居住京师,从小顽皮泼野,读了三年私塾,连个《百家姓》都背不全,可是若论掏鸟窝、抓蜻蜓、训狗儿、逮耗子之类,他倒样样都是能手。打从九岁时玩起了促织,就一发而不可收,干脆逃了学堂一心鼓捣这虫子,父母奈何不得,只能由他去了。
王登榜十五岁时,就提了秸笼竹筒、蟋蟀盆子来这促织街上搦战,虽是小打小闹,却也赢多输少。此后又经过十几年历练,他终于混出个“促织王”的头衔,偌大京师,再没有第二个人比得过他。就凭着这宗本领,他居然也积攒起万贯家财,成了促织胡同里人人敬畏的王大爷。
酉时已尽,飞腾楼中灯火亮堂、人头攒动。只是大厅里红木桌旁的三把椅子却还空着。不为别事,只因王登榜在这里摆擂,已是一连赢了十二场。京师内外许多不信邪的高手都无一幸免地败下阵来,大把大把白花花的银子,都流进了王登榜的口袋,如今已无人敢来应战了。
店里的牙郎恐冷了场,站在红木桌前上齄着鼻子大声喊道:“席前各位老爷,王大爷说了,凡今个夜里应战之人,一律皆有让头。你道是如何一个让法?哈,只要你这位爷驯出的虫王能咬伤他的‘金翅雕’,哪怕只是掉了腿儿、折了翅儿、损了牙口,这其中任何一样出现,即便阁下的宝虫战死殉了身子,也算他王大爷输了,你就能拿到王大爷的一百两彩银。大家伙儿说说,这让头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