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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打到吐血，再给人治好。这么一来二去，后末，在这中土世界，修真修道修佛的人就很少再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了。大家相处得还算是不错。尤其是我手里好玩的东西多啊，寻找那些灵药，炼制各种丹药的水平也不错。后来，经常会发现两个门派拉架，两边用的都是我做的药物这种事情。”
“花了不少年在游历全国，看到了很多事情。当时，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了，心里却一直想不通透。抵御外侮的英雄曾出不旁，卖国求荣的汉奸则更是一茬连着一茬，杀之不尽。或许，应该这么说，在很多人心里，已经有了主权国家的意识，但更多人的心里，想着的却还是自己，想着宗族……要说才能和见识，我在剑桥牛津耶鲁，还在英国皇家海军德国陆军里实习，并不弱于那些留学生。但正因为看得太多了，知道了当时的中国和外国的差距，知道这千年积弱并不是一个两个人可以扭转的，当时却是有些消沉。游历了全国之后，在1907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了上海。”
“上海，差不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成为一个辉煌的城市，成为一个浮华的城市。而我，除了中间曾短暂离开过一段时间之外，差不多是看着上海有了今天的雏形。从我初到上海，到最后离开上海，其中正好相隔了40年。”
“在上海，也算是有很多朋友吧。那些老上海的风云人物，那些现在被写在书里的大亨，当时可都鲜活地在面前。因为觉得上海这个城市生机勃勃，而且消息灵通，不单单国内的消息能够很快汇聚到上海，全世界各地的消息也能通过在上海的各国商人那里获得。本来我准备在上海玩一阵就走的，但这里确实有吸引我的地方。后来，就索性在上海置业，长期留了下来。”
“因为各国语言基本上都会了，加上还有好多学位，基本上哪怕拿到现在都是很唬人的那种，在上海还真的是蛮吃得开的。老师也逐步把一些他手里的资产过渡到我手里，后来，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总部在上海，在伦敦，香港，巴黎，波士顿，纽约都有办事处的大型跨国产业链了。而且，德鲁伊议会虽然隐秘，但经营了数百年，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侍从，经营起来也很舒畅。尤其是兵荒马乱的，我算是少数几个能够将紧俏物资，尤其是药物搞定的人。当时，我在美国西海岸建立了一个制药公司，就是现在交到你手里的图尼史丁化工企业的前身，专供中国市场，提供包括盘尼西林在内的各种药物。开始的时候，是新军，北洋军，后来，则是各地军阀，再后来，呵呵，你也想得到的。其实，因为我弄来的这些盘尼西林，救了不少在近代史，现代史上留下名号的人呢。”
“1916年的时候，老师死在了战场上。虽然他是个伟大而胸襟开阔的德鲁伊，但是，他也挡不住炮弹。他在作为战场急救医师的时候，几乎是直接被炮弹砸在了身上。从那之后，德鲁伊议会就按照惯例，向我移交了‘狮子’这个职位，让我领衔了行动处。我带着李叙去欧洲玩的时候，也就是我正式开始组织行动的时候。当时，大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随着主权国家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体，随着这样的国家之间的纷争严酷到了需要靠战争来解决。有着不同国籍的德鲁伊，应该如何自处？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但从来没有一次，像是一战那样像是把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暴露了出来，像是要把所有的仗都打完一样。……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一战其实没打完，远远没有打完。”
“人类，到底算不算是这个伟大世界的生灵中的一种？德鲁伊的确可以在自然界里看着两个族群争斗，夺占需要的生存空间而只是观察着不出手帮助任何一方。对于我们自身也处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这样吗？我们是把自己置身于一个世界的观察者和平衡者，置身于一个更接近神的位置，还是承认我们也处于其中，更接近于人的位置呢？在一直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西方，在基督教天主教的体系里，或许有教皇有红衣主教来随着历史的变迁给出不同的解释，但是德鲁伊议会是个那么平等的机构，哪怕是议长，也并不真的就比一个普通会员地位高，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解释，很难有一个权威的判断。所以，绝大部分德鲁伊都同意，我们尽量不直接卷入各种各样的争斗，而是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
“在如此悠长的生命里，我几乎是看着许许多多的第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第一次有人提出环境保护的概念，第一次有人提出工业污染的概念第一次有人明确提出人口控制的概念等等。但自己开始从事很多经营之后，我发现，原来守望者们提出的那些概念，关于环境保护，关于工业污染，关于自然被逐渐侵蚀，关于越来越深重的人口压力，居然一项一项都逐步变得明显，变得压力十足，变得各国政府不得不面对了。”
“德鲁伊议会的行动处，当时最主要的工作并不是现在环境保护和相关的事情，而是用各种手段保护德鲁伊议会仍然作为一个机密的组织的存在，并且以强大的力量威慑那些知道我们的存在并且想威胁我们的存在的组织。从我主持工作开始，当时因为通信手段还是比较落后，很多人甚至要每隔几年才能联络上，但是，我还是组织了德鲁伊议会行动处的核心部队，‘银色果实’。并且给了所有的行动组成员足够的财力和物力，还给德鲁伊议会总部提供丰富的资金来进行研究。老师在世的时候，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就被注意到了，当时就开始组织了一个很不错的团队研究遗传学说的有效率地应用，一直到科学界又一次走在了神秘学界的前方，阐发基因学说发现DNA。我想，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怀念我，可能因为那是德鲁伊议会第一次出现一个特别能战斗的组织，极大地维护了我们的理念。而且，因为我的治疗技术，只要不死，能够将受伤的人送到上海或者送到我能赶得及去的地方，一般都不会死。而且，我策划的打击狼人，打击摩门教徒等等行动都很成功。后来银色果实在苏黎世甚至和宗教裁判所干了一架，把教廷打得很惨。而一些非战斗任务，比如东南亚雨林研究，环澳大利亚生物圈研究，两极研究，还有保护一些濒危动物的行动，都算得上是水平很高的。当时的记录，虽然因为科技发展水平和研究视点的不同，可能现在看起来有些古怪，但如果现在公布了，还是能够形成极大的影响的。不过，最震撼人心的，可能就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事件了，当时，我们是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们手里的力量，是这样强，能够在那一片哀鸣中挽救那么多生命。”
“一直到二战开始，事情才逐渐有了转变。全世界仿佛都疯狂了。在国内，我从3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在想方设法认识各种人物，想要了解，并且影响事件的进程。当时，我是有些害怕的。我了解日本的工业实力，知道日本人的心态，更明白，对于那些西方的的科技和文化，日本有着远比当时的中国精深的研究。国家，民族，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词汇，我们现在熟悉并且一直在使用的词汇，都是从日本的翻译方法里引入的。很难想象，当中国和西方之间永远隔着一个日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战争爆发后，我就作为医生，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巡游。上海虽然仍然是我的基地，但我去过北平，去过东北，去过西安，去过延安和重庆，甚至去过缅甸。我很痛苦，因为医术能够救人，德鲁伊的能力也能够做一些事情，但是，哪怕我燃烧了自己，也无法改变那么多无辜的人被残酷屠戮的事实。”
“战争终于结束之后，这样的痛苦让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当时，德鲁伊议会议长提议，我们组织一个团队，进入战后的日本，去研究一下怎么消除核辐射的影响。而我，拒绝了。每个德鲁伊都有自己的国籍，但大家对于自然的爱护和信仰是一致的。说起来，核弹的确是破坏了自然结构的极为恐怖的武器，当时对这样一个体系几乎一无所知的我们，都想要得到一些资料，来了解这样一种东西对于自然界的伤害到底到了个什么程度。但是，不是日本。日本应该付出代价，哪怕到了今天我还是这样想，也还是这样说。我提议到美国试验核武器的地点，到内华达州，到比基尼岛等地去调查。但议长执意要组织队伍去日本。因为我是行动处的负责人，而拒绝帮助日本是我的个人理由，当时我就开始隐居，回避了此事。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修行了几年之后重新出来，我才得到一个消息：进入日本的9名德鲁伊，下落不明。再也没有回到议会。其中有我的朋友，很多朋友。”
“这让我更痛苦了。于是，在无法确认自己内心状态的情况下，我继续隐居，一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