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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0章 提前出现的袁某人
天启皇帝比他弟弟崇祯的唯一强点的地方或许就是有那么一点自知之明，虽然不多，但至少还能稍稍做一点隐藏。
比如当他发现重建三大殿中会有很多猫腻的时候，他用了最为质朴的方式，亲自主持了重修三大殿的工程，并因此被史书记录了木匠皇帝的称号。
尽管这么做确实帮大明节省了很多银子，据说超过千万两白银，但也可以看出这位还是有着老朱家一脉相承的秉性，做事太过直接。
所以当他听懂孙承宗谋划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并没有第一时间给出认可或者直接操办的命令，而是稍稍沉吟后让孙承宗退下。
孙承宗的这条计划对于皇帝来说无疑是有利的，但天启很清楚这么做无异于玩火。士绅、勋贵、各方势力在如今的大明朝已经明显有了势大反欺主的架势。
换了嘉靖皇帝复生，或许还有可能把这些人玩弄与股掌之间，天启可不认为自己有嘉靖帝那水平。
当御书房里只剩下天启皇帝一人的时候，他这才重新拿起书案上的几份台南报纸，仔细阅读了一遍，这才悠悠的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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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御书房的孙承宗也没有再去兵部关注辽东局势，从战略层面来说，他其实已经看出了辽东败局已定。
之所以没有跟皇帝说，倒不是他不尽心，而是他很清楚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还有可能让年轻的皇帝在愤怒之下做出冲动的事情来。
经略与巡抚不和，这事摆明了是将帅不和的局面，与武器装备、后勤补给和兵员素质都没有关系，从决策层开始的不和几乎可以预判战争的走势。
如今王化贞这个巡抚才是掌握辽东局势的关键人物，毕竟他掌握了最大的兵权，手里有兵权，决策影响力才更大。
熊廷弼的策略也谈不上有多么高明，早在沈阳和辽阳失陷之前，这熊蛮子靠着他的一根筋策略倒是可以压的后金喘不过来气。
可是时移世易，后金早就试探出了大明的虚弱，如今正是兵峰最盛的时候，下一步除了伺机决战之外，似乎就不会再有其他结局。
孙承宗的判断依据不能说毫无道理，至少也算是顺利预判出了原本的辽东局势。他很清楚朝廷这里的财政支持能持续到什么地步，所以他是最希望能采取一切手段让大明拥有缓冲期的人。
与历史上的情况不同，那会儿的孙承宗还没能在皇帝那里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并且大明的财政也不支持他的决策，所以他只能换一个辽东将门和东林群贤能够接受的固守方案来稳固朝局。
按照他的预测，建立关宁锦防线至少可以在几年内确保后金不会突入关内，借着这样一个缓冲期，重新梳理朝政、财政以及京营，大明只需几年休养时间便能与后金一战。
可事实却是他低估了人性的贪婪，辽东将门和东林群贤用事实告诉他什么叫贪婪无度，每年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两白银的辽饷还没离开京城就会被漂没大半，剩下的是辽东将门吃骨头，流下的那口汤可很难喂饱数万辽兵。
本时空有唐人出现，这就给了孙承宗另外一个解题思路。不管真假，至少人家唐人确实做到了以寡击众，而且还是零伤亡全歼数万倭寇，这一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因此孙承宗所作的一切其实都是在给徐光启排除外部干扰，尽可能的让各方势力都陷入到内斗或者其他事情中去，让他们无暇关注练兵并且偷偷仿制唐人武器的徐光启，算起来就有点孤注一掷的感觉了。
大明朝堂上其实是没有蠢货的，哪怕史书上把很多官员都描述的十分愚蠢，但那并不意味着人家就真的那般蠢笨，蠢笨的人也根本考不上科举，也没办法在大明官场里存活。
唯一的解释就是各方势力都在观望，原时空很多势力一开始是在观望，不希望陷入各方争斗之中。
加上大明在辽东屡次失利，这才会有很多势力和人选择在后金身上投注，加速了大明的灭亡。
事实就是到了天启元年这个时间节点，哪怕是晋商在张家口的生意也并没有做的如后世史书描述的那般夸张。
晋商只是为了求利的商人，又不是善财童子，后金固然能给他们带来利益，但前提是这个利益要持续稳定。
后金在辽东闹的很大，但他们实际收入可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多，尤其是乔羽从沈阳城里带走了大量人口和财物，这就导致了后金在拿下沈阳城和辽阳城的时候，实际收益要比历史同期砍了一大半。
少了收入就意味着后金的支付能力出现了问题，加上晋商正在谋求南下去台南开辟第二条商业渠道，重心的转移也让他们对于辽东市场并没有原时空那般重视。
更为致命的还是唐人在东港的开拓让辽东多了一个窗口，很多原本没有机会涉及辽东贸易的南方海商开始入局，这就导致后金会拿出不少钱财来通过东港这个窗口采购他们急需的粮食和铁器，反倒是花在晋商身上的钱财又会减少很多。
孙承宗是传统儒家人，对于商贾天生就有反感，所以在谋划整个辽东的时候，难免就会忽略这方面的因素。
实际情况就是东港在短时间内迅速繁荣起来，后金、蒙古人、朝鲜人以及大明商人很快就开始在东港进行起了多方贸易。
山东、天津等地的商人也借由海路直接出发东港，而不是像原来那样选择去旅顺或者干脆没办法介入辽东贸易。
这里其实就有一个一直被忽略的问题存在，那就是在唐人出现之前，镇江（丹东附近）、旅顺这两个地方也是辽东海贸的集散地。
只是没有唐人的武装保护之前，这里要么是大明的官员在掌控，要么就是被后金掌控，缺少一个第三方来公正市场，这就导致能来这两个地方做生意的人只能是与二者有着密切关系的大商人。
大商人固然能一次性运输很多商品，但大商人的数量不够多，贸易品类比较单一，加上明朝方面多少会有些管控或者盘剥，这条海路其实一直都没能繁荣起来。
有了唐人之后就完全不同了，不说唐人会给那些招募的流民开工资，让这些原本就一无所有的流民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间接的带动起了底层消费。
就是唐人与后金之间在沈阳城下的战斗，双方‘可能’存在密约，以及双方之间直接开放通商的态度，都能看出这里就是唐人习惯玩的所谓自由贸易港。
这个套路直白又实用，对于大明的商人来说，只要给唐人缴税，唐人就用他们的信用来担保商人们在东港的安全，甚至一些贸易规则也能确保买卖双方得到一个公平交易的机会。
其次就是这么做对于大明商人来说还减少了‘通敌’的风险，至少大唐与大明之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否定态度，双方现在关系很暧昧，在朝廷正式下文书之前，双方的贸易不会有官员来阻拦。
这一点是任何一方独自开辟贸易航线都无法做到的，大明的地方官一来畏惧唐人海外名声，二来朝中有人帮忙打招呼，能和唐人有关联的都是大士绅家族，关系网遍及整个大明，可不是地方官敢随便招惹的。
孙承宗看出了唐人的重要性，但并不是因为商业，而是觉得唐人作为一方豪强可以帮忙牵制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