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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历年间兴海贸以来，海关税一直是大明财政一大支柱，也是内币的重要来源，到了万历四十年的时候，万历皇帝每年能得到四百万两白银地海税。但从崇祯元年以恢复禁海令的名义停收海关税后，内库就再也不能从日益繁荣的海贸中得到一两的银子了。让人奇怪的是，禁海之后并没有影响到江南的出海贸易，那么，这笔钱跑到哪里去了呢，显然都被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富商装到腰包里了。”
吴名越说越起劲，丝毫也没有顾忌邓谦脸上的表情，喝了一口茶之后继续说道：“然后是丝绢税，万历皇帝认为如果商人贩丝织绸一定能赚钱，所以他收工商税，而东林党人则认为这叫“天子与小民争利”，是招来天灾的原因之一，这次的免税计划自然也要把它废除，崇祯又一次对此表示赞同。”
“还有布税，如同唐宋时期一样，明朝本来也规定了百姓和各级官员可以使用的衣服色彩，比如明黄本来就是皇帝的颜色，大红则是高官能穿戴的衣服。等万历天子亲政后，他为了多收税就放开了对百姓的衣服限制，很快在大明境内就出现了小民同官员在衣服上争奇斗艳地现象。”
“感到斯文扫地的官员就向万历提出抗议，并质问皇帝如果他现在不顾官员的体统乱搞，那有一天小民穿黄色的衣服又该如何。结果万历回答说只要织布的商人肯交税，那他觉得卖黄布也不是不可以，大明的群臣就这样再一次被皇帝的无赖打败了，布税该收还是要收，万历皇帝的内库也因此而更加充盈。”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臣子一朝政，崇祯登基之后，根据文臣的要求废除了各种“与民争利”，并且违反祖制的税收后，新任的皇帝享受到了他祖父、父亲和兄长从来不曾享受过的高度赞誉，朝野的东林君子们异口同声的称赞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当之无愧地中兴之主，并向他保证，根据天人感应的道理，大明很快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遗憾的是老天爷没有给他们这个脸面，崇祯年间北方仍然是连年灾荒，而且后金仍然还在活蹦乱跳的作乱。”
“崇祯进行了大减税以后，内库的收入几乎完全断绝，无法再对国库进行补贴，国家财政日益艰难，所以东林党又建议加农赋。明眼人都能看打出来，这是典型的杀贫济富，可是我们好大喜功的崇祯皇帝又一次同意了，由于朝廷养的都是一些贪官污吏，朝廷收一份，他们就敢征十分，结果朝廷没有收上多少钱，却把老百姓害的苦不堪言。”
“崇祯天子意图励精图治，后宫厉行节约，皇帝的衣服都打了补丁，说起来算是个好皇帝，可惜被他自己搞得手中严重缺钱，于是就规定各省赋税一定要实收，不许地方官拖延耽误。同时崇祯和东林内阁认为应该显示出新朝气象，决议清查各省积欠流弊，以图把以往历朝落下的缺口都补上。”
“以李自成匪乱最严重的陕西为例，万历朝估算每亩产粮大约能卖银五钱左右，亩税是银两分左右，加上辽饷两分七厘，共应四分银到五分银上下，在万历年和天启年间，遇到灾荒的时候不但会免去这笔，而且还会有相关地赈济。到了崇祯元年，皇帝的内库已经无法对陕西灾区进行赈济，不但如此，崇祯还下令要一视同仁的收赋税。”
“明朝开国时陕西各军镇地军粮、武器、被服都由军镇自筹，到了万历年间主要由皇帝收来地杂税进行补贴。现在内币的源头既然近乎枯竭，东林党某些天才又建议按照一条鞭例，把这笔赋税平摊给陕西灾区的农民，折合每亩收两钱银，少年天子批准了这个票拟。”
“此外东林党认为给甘陕军镇运输粮食地费用，也不该完全依赖盐引，应该有甘陕老百姓来承担。就这样原本在丰年被张居正评估为亩产收入可到四、五钱银地陕西省，天子和东林党在崇祯元年给当地农民定的地亩赋税总和，已经高达二两银子，超出土地产出的四五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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