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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原本居住城中，但在战乱中屋舍被烧毁、财产被抢劫一空的平民，有三四万人，此时在城里已经无法维持生计，要怎么救济？
上万名被驱逐出宫的侍宦、宫女，这些人主要来自于寿州、楚州、广陵等地，说是遣散归家，但也不能真将这些人送给安宁宫叛军及信王接手吧？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金陵事变后，金陵城内绝大多数朝臣、勋贵，都选择投效安宁宫。
在收复金陵后，这些勋贵、朝臣里，除了杨恩、尚文盛等人外，得到赦免的只是少数。
更多的人要么随安宁宫渡江北逃，要么已经受到严厉的处置，或斩首、或流放，或直接贬为官奴婢，隶入少府寺、将作监用作工徒。
而原先依附于这些变节朝臣、勋贵的奴婢，高达十数万人众，他们绝大多数都在收复金陵城后留了下来，或者说旧主子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只能将他们抛弃在金陵。
理论上这些人都应该收编为官奴婢，划归到少府寺、太仆寺或宫里以充工徒、宫奴。
问题在于少府寺等院司收编之前遗留下来的官奴婢以及俘兵及家小，再加上被贬为奴籍的变节朝臣及勋贵，已经高达十二万人众，再收编进来，不是不可以，但朝廷能承受得了这么庞大的开支吗？
变节朝臣、勋贵的田宅已经征没，或用来赏赐功勋，或来扩大禁军及侍卫亲军的屯田，剩下的田地即便都是有主之地，但也因为战事所导致的人口损失，大片荒芜下来。
沈漾还没有大胆直接主张征收这些荒芜的田地，只是想着延佑帝能进行大赦，赐贱为良，让这些奴婢恢复平民身份，从世家宗阀手里将这些荒芜的田地租佃过来耕种，以便能尽快恢复京畿诸县废驰的农耕生产。
郑榆、黄化等人却咬死良贱互通的口子不能轻开，强烈要求循照旧制，将这些人都收编为官奴婢。
一方面他们是担心广德府的负面影响会因此在京畿辅助扩大化，另一方面，也无非是一些聪明人想着朝廷最终容纳不了太多的官奴婢，他们能极廉价的获得大量的奴婢，而好过将荒芜的田地租佃出去。
延佑帝也很矛盾。
他登上皇位，自然不希望世家宗阀的欲望及权势继续膨胀下去，不希望看到京畿辅县彻底沦为世家宗阀的天下。
然而，此时的他却又不得不依赖于世家宗阀统治大楚天下。
沈漾及寒庶出身的将吏，目前在朝堂之上以及在禁军、侍卫将军的指挥体系里，毕竟仅占极少数。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真要将大量富余的官奴婢售卖出去，短时间内能筹集到一大笔钱粮，缓解当前的国库压力。
还有一种意见就是将这些奴婢迁往舒州，在舒州再开一座军府，将这些奴婢编为兵户。
李知诰此时在舒州，节制左龙雀军、左武卫军精锐，但总兵力仅有四万余人，与五牙军水师，还不足以对撤守巢、寿的安宁宫叛军形成军事上的优势。
更不要说受封淮东国的信王，还居心叵测的觊觎一侧。
将这些奴婢迁入舒州或迁入即将能收复的巢州，编为禁军兵户，李知诰在舒州所能统帅的兵马，将增到七万人以上。
杨恩却是更倾向第三种方案。
信王既然已经受封淮东国，他心想着要是能最快时间收复巢州、寿州，信王便会变得安分守己。
这与他针对叙州的态度一样，不管韩谦、信王是否有野心，只要朝廷根基稳固，能控制住局势，韩谦、信王有野心也会变得安分守己。
而沈漾的主张，反对声音太强烈。
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世家宗阀没有其他指望，也就会雇佣在城里无法维持生计的平民，去耕种那些荒芜的田地——即便这么做，京畿诸县农耕生产恢复要慢许多，但也比僵持下去强。
此外，巢寿诸州，乃是金陵真正的北大门，之前就由于战乱，人丁变得稀少，也能预计在接下来的战事里，人口会进一步的损失，需要从外部迁入大量的人口，这个最关键门户之地的根基才会扎实下来。
当然了，这个方案也有人反对。
那就是信昌侯李普。
李知诰出镇舒州，李普也强烈反对过，但政事堂诸公却始终认为李知诰是信昌侯府之人。
此时信昌侯府一系有李知诰、柴建两人在外为帅，延佑帝再信任信昌侯府诸将，也应该有一个限度。
现在不要说李普之前以柴建为核心，在邵州组织战事，收复永州了，杨致堂、郑榆、郑畅、张潮、杜崇韬等人甚至主张撤换下柴建，换其他人主持邵州南面的五指岭防线。
李普顶住压力，坚决不同意撤换柴建，那更只能强烈反对加强李知诰的权柄。
而柴建不撤换下来，杨致堂、郑榆等人则也不支持急着将这么多的奴婢迁往舒州，交给李知诰节制，就更强烈的主张照第二种方案处置多出太多的官奴婢，而进剿寿州所缺的兵马，则主张从其他几支禁军里征调。
这便是朝堂！
这便是乱成一团麻的朝堂，大家都是聪明人，大家都有各自的利益要坚持。
从制衡的角度，沈漾、杨恩乃至杨元溥，都不能说杨致堂、郑榆他们的主张不对。
此外，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困难。
这么多奴婢北迁编为军府兵户，还得要朝廷拿出大量的钱粮进行安置。
甚至为从这些奴婢里征调精壮男丁进行编训、装备上兵甲，耗费更是作为官奴婢安置的数倍之巨。
杨恩提出这个问题，诸多争议、僵持在沈漾脑海里转了一圈，他的眉头也是皱得更深，苦笑着问杨恩：“你看看我头上，是不是顷刻又多出几根白发？”
杨恩也是苦笑，不管他如何主张，这其中盘根错结的利害纠缠，他也是极清楚的，说道：“那便拖着吧，先解决广德府及思州民乱再说………”
当然，诸事难决，除了朝堂之上的利害纠缠外，还有一层原因，即便在沈漾面前，杨恩也不便直说。
那就是陛下在这些军国大事上缺乏自己的主张，太过优柔寡断，总是很容易被其他人说得动摇。
只是陛下还未过弱冠之年，杨恩心知他对陛下也不能有太多的苛刻要求，心想事情或许真的急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