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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凌然将切下来的肝，在外围薄薄的切了一片，放入载玻片中，再递上药剂，就放入显微镜下观察起来。
他是在寻找癌细胞，以及癌细胞组织的边界。
如果显微镜里显露出来的是边界清晰的癌细胞组织，那说明癌变组织已经被切干净了。反之，边界不清晰，则说明癌变组织尚存，扩散的更远，还需要切的更多一些。
这种病理配合外科的做法，在许多医院都渐渐推崇开来，其好处也很明显，通过观察细胞边界的方法，能够尽量少的切除正常组织的同时，切除癌组织。
但是，在现实操作中，病理科送检是需要时间的，而且，经常会遇到两次送检，三次送检，仍然找不到清晰边界的情况——以前的外科医生多切三五厘米也不是闲得慌，那就是因为癌细胞的浸润能力，往往就会到三四厘米的程度。
而采用病理送检的模式，争的其实就是一两厘米的宽度。
但是，肝癌手术，采用这样的模式的极少。
送检期间，病人可是敞着腹腔等待呢，若是切个肠子什么的，病人也等得住，肝脏手术，就往往没有这么便宜了。
不管是阻断肝门还是哪里，肝脏缺血状态下的安全时间，也就是1个小时，超过一个小时的话，还不如多切个三厘米呢。这样一来，送检的次数有限，预后也不好，病例送检就变成脱裤子放气了。
凌然也没把握，在手术中一两次就能切干净被癌细胞浸润的组织，再者，戚玉泉还有卫星灶，切除面积更大更复杂了，采用常规模式，根本没办法采用病例送检的模式。
而不采用这种方式，愣切的话，戚玉泉的身体又明显受不了。
这也是孟杉将人转诊过来的原因之一。
戚玉泉的肝癌依旧是早中期的水平，可他的身体健康程度却是晚期了，两相叠加，令手术方案无法制定。
除非，像是凌然这样，采用虚拟人。
凌然在虚拟人的状态下，可以随意的切除肝脏，再确定癌变组织的边界，甚至，凌然可以在术前再最后确认癌变组织的发展，比核磁共振或者PET检查，不知道准确多少倍。
凌然觉得，这就是虚拟人最好的用法了。
没有之一。
不接受反驳！
“左慈典，给戚玉泉做术前准备，让戚玉泉本人和家属签同意书……”凌然大略的做了一通检查，确认方案可用，就结束了虚拟人状态。
至此，虚拟人尚余3小时21分钟。
接到电话的左慈典则倍感不安，问：“真的要给戚玉泉做手术？老爷子73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来……”
“手术方案是最有利于该病人的，你要向病人和家属说明。”凌然打断了左慈典的话，同时说明了自己的态度。
傲慢，或者说，一意孤行是外科医生的标签，前怕狼后怕虎的医生，是做不好外科的。
左慈典听着凌然的语气，就知道自己无力说服他。
左慈典挂掉电话，犹豫再三，也还是拨通了霍从军的电话，简单说明以后，左慈典才磨磨蹭蹭的前往特需楼，向戚玉泉及其家属做术前谈话去了。
医院的特需楼，向来露的像是渔网似的，左慈典进到病房，说出“手术”两个字的时候，消息就扩散了出去。
特需楼的医护人员，可比急诊科的闲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