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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是，这是“明发上谕”，不是“奏折交议”，就是说，这是既定的决策了，是“成法”了，不是拿来给你们讨论可行与否的。当然，也没人拦着你唱反调，但“上头”因之改弦更张的概率极低——上折反对，除了得罪当权者，并叫“上头”觉得你不识大体、不知进退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节骨眼儿上。
这件事情，台下一直如鼎如沸，台上一直波平如镜。最终，没有任何人上折对之发表任何“正式的”看法。
对于“太后劳军”、“两宫阅兵”这种“开天辟地未之有也”的天大事情，朝廷上下，居然完全吞声不语，真正是一个奇迹。
这个情形，是一个重要标志——这意味着，关卓凡秉政中枢之后，经过了一系列的对内对外斗争，权威终于得到了初步的巩固。
当然也有人暗地里痛心疾首：道路以目！
不过，没有多少时间给保守派们捶胸顿足，“天大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叫人应接不暇。
第一件，是两宫皇太后和皇上，要接见日本的女天皇了。
主持其事的礼部，领这个差使之时，上上下下个个兴高采烈，以为这次可有风头出了；但真正着手之后，很快便发现，真是愁死个人！
本来理藩院也想插手这件事的，后来被关卓凡踢了出去。因为理藩院主管蒙、藏、回等地事务，如果让理藩院参合进来，就会给人一个印象：中国将日本视为藩属。
而关贝勒定的调子非常清晰：日本不是中国的藩属。在礼仪上。中、日两国必须“相敌”——就是“相当、相匹”之意。
这种礼仪。不要说本朝所无，明、元、宋、唐、晋、魏、汉、秦，一路上去两千年，也从来没有见过啊。
再上去，战国、春秋，国君之间，“相敌”的倒是不少，可那都是诸侯会盟。公侯伯子的，拿来比拟天子，也不成体统啊。
再上去，三代之事，礼制散佚，渺不可考，似乎也没有可以参详的例子。
唯一比较接近的“故事”，是前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来降。
其时，汉有司咸曰：“单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下。”
宣帝同意了“以客礼待之”的原则，但指示要提高具体待遇，单于应“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把单于视为“王者所客”，“位在诸侯王上”，就隐然有“相敌”的意思了。而且，见面的时候，宣帝还“诏单于毋谒”，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客气。但呼韩邪单于毕竟还是“称臣”，所以，这个“故事”，依然不好用。
几千年来，中国的对外交流，一直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外交。畿服、册封、羁縻、朝贡，不论叫什么名字，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本质上都是一张以中国为中心的散射状大网。在这张大网中，中国居天下之中，高高在上，王八之气四射；别的国家，只有诚心向化、纳头便拜的义务。
在中国的青年时期，国人的心态还是比较健康的，承认在这张大网之外，另有天地，和中国的关系，是彼此独立的。比如汉朝之于安息——帕提亚、大秦——罗马。这是对自己势力不能远及其地的务实态度。
中国年纪愈大，国人的心态便愈加扭曲。到了清朝中后期，干脆就不承认这个世界上还有“漏网之鱼”。不论哪个国家，不论距中国有多远，不论以前有没有听说过，凡派了使者到中国来的，都叫“朝贡”。